六朝时之志怪与志人(2)

六朝时志怪的小说,既如上述,现在我们再讲志人的小说。六朝志人的小说,也非常简单,同志怪的差不多,这有宋刘义庆做的《世说新语》,可以做代表。现在待我举出一两条来看:

“阮光禄在剡,曾有好车,借者无不皆给。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后闻之,叹曰:  ‘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车为?’遂焚之。”(卷上《德行篇》)“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日:  ‘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恽衣,诸君何为入我恽中?’”(卷下《任诞篇》)这就是所谓晋人的风度。以我们现在的眼光看去,阮光禄之烧车,刘伶之放达,是觉得有些奇怪的,但在晋人却并不以为奇怪,因为那时所贵的是奇特的举动和玄妙的清谈。这种清谈,本从汉之清议而来。汉末政治黑暗,一般名士议论政事,其初在社会上很有势力,后来遭执政者之嫉视,渐渐被害,如孔融,祢衡等都被曹操设法害死,所以到了晋代的名士,就不敢再议论政事,而一变为专谈玄理;清议而不谈政事,这就成了所谓清谈了。但这种清谈的名士,当时在社会上却仍旧很有势力,若不能玄谈的,好似不够名士的资格;而《世说》这部书,差不多就可以看做一部名士的教科书。

前乎《世说》尚有《语林》,《郭子》,不过现在都没有了。而《世说》乃是纂辑自后汉至东晋的旧文而成的。后来有刘孝标给《世说》作注,注中所引的古书多至四百余种,而今又多不存在了;所以后人对于《世说》看得更贵重,到现在还很通行。

此外还有一种魏邯郸淳做的《笑林》,也比《世说》早。它的文章,较《世说》质朴些,现在也没有了,不过在唐宋人的类书上所引的遗文,还可以看见一点,我现在把它也举一条出来:

“甲父母在,出学三年而归,舅氏问其学何所得,并序别父久。乃答日:  ‘渭阳之思,过于秦康。’(秦康父母已死)既而父数之,  ‘尔学奚益。’答曰:  ‘少失过庭之训,故学无益。,”(《广记》二百六十二)就此可知《笑林》中所说,大概不外俳谐之谈。

上举《笑林》,《世说》两种书,到后来都没有怎么发达,因为只有模仿,没有发展。如社会上最通行的《笑林广记》,当然是《笑林》的支派,但是《笑林》所说的多是知识上的滑稽;而到了《笑林广记》,则落于形体上的滑稽,专以鄙言就形体上谑人,涉于轻薄,所以滑稽的趣味,就降低多了。至于《世说》,后来模仿的更多,从刘孝标的《续世说》--见《唐志》--一直到清之王睥所做的《今世说》,现在易宗夔所做的《新世说》等,都是仿《世说》的书。但是晋朝和现代社会的情状,完全不同,到今日还模仿那时的小说,是很可笑的。因为我们知道从汉末到六朝为篡夺时代,四海骚然,人多抱厌世主义;加以佛道二教盛行一时,皆讲超脱现世,晋人先受其影响,于是有一派人去修仙,想飞升,所以喜服药;有一派人欲永游醉乡,不问世事,所以好饮酒。服药者--晋人所服之药,我们知道的有五石散,是用五种石料做的,其性燥烈--身上常发炎,适于穿旧衣--因新衣容易擦坏皮肤--又常不洗,虱子生得极多,所以说:  “扪虱而谈。”饮酒者,放浪形骸之外,醉生梦死。--这就是晋时社会的情状。

而生在现代的人,生活情形完全不同了,却要去模仿那时社会背景所产生的小说,岂非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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