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智仁勇并讲，所以说“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孟子专讲勇，所以说“我四十不动心”，“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乏气”。以仁弘义，以义辅仁；仁以爱人，义以持我。这种方法，孟子极力提倡，极力讲究。
孔子对于性命，不很多讲，或引而不发，孔子门人常说：“子罕言命，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当孟子的时候，道家对于这部分，研究得很深，儒家如果不举出自己的主张，一定站平住脚，所以孟子堂堂正正的讲性与天道，以为是教育的根丰。《孟子》七篇中，如《告子上》、《告子下》大部分讲性的问题，自有不必说，其余散见各篇的很多，如“大人者，不先其赤子之心者也”。“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人之所币虑而知者，其良知也；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这类话，对于当时章句之儒咬文嚼字的那种办法，根本认为不孟子以为人类本来是好的，本着良知良能，往前作去，不必用人家帮忙，不曲寻章摘句、繁文缛节的讨麻烦，自己认清，便是对的。这种学说，可谓对于孔子学说的一种补充。扫除章甸小懦的陋习，高视阔步的来讲微言大义。我们可以说儒隶至孟子，起一大变。
孟子以后，至战国末年，一方面社会的变迁更为剧烈，一方面道墨两家，更为盛行，尤以墨家为最盛。《韩非子·显学》篇说，“夸之显学，儒墨也”。战国末年，儒墨并举，两家中分天下。墨家对于知的方面，极为注重，以知识作立脚点，为各家所不及。即如《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诸篇，对于客观事物，俱有很精确的见解。所以当时墨学，几遍天下。同时因为社会变迁更尢的结果，豪强兼并，诈伪丛生，而儒家严肃的道德观念，被社会上看作迂腐。除了道墨盛行、社会轻视以外，儒家自身亦有江河日下的趋势。孟子道性善，说仁义，有点矜才使气。
孟门弟子，愈演愈厉，一味唱高调，讲巨子，末流入于放纵夸大。从这一点看去，后来王学一派，有点近似，阳明本身，尚为严肃，门弟子则光怪陆离，无奇不有。因为孟派末流，有许多荒唐的地方，所以那时儒家，很感觉有补充修正的必要，于是乎荀卿应运而出。
《史记·孟荀列传》称：“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噩祝，信机祥，鄙懦小拘，如庄周等又滑稽乱俗，于是推懦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
太史公这几句话，很难说出荀派发生的动机。
当时儒家末流，有许多人，专靠孔子吃饭。
《非十二子》篇说：“一…偷儒惮事，无廉耻而耆饮食，必日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贱懦也。”记得某书亦说，人家办丧事，儒者跑去混饭吃，这正是太史公所谓鄙儒小拘。而庄周末流则又滑稽乱俗，很能淆惑视听。庄周是否儒家，尚是问题，庄周出于田子方，田子方是子夏的门生。孟子出于子思，子思是曾子的门生。庄孟二人，很可以衔接得起来。在遮懦道末流，俱有流弊的时候，荀卿这派，不得不出头提倡改革了。
前面说墨家长处，在以知识为立脚点。
荀子很受他们的影响，对于知识，以有条理有系统为必要，他的《解蔽》、《正名》诸篇，所讨论都是知识的问题。譬如论理的凭藉是什么，知识的来源是什么，这类问题，孔孟时所不注重，到了荀子，就不能不注重了。这是萄子受墨家的影响，而创为儒家的知识论。此外受墨家影响的地方还多，墨子有《天志》、《明鬼》论，最信鬼神，荀子的《天论》等篇，正是对墨而发，与墨子持反对的论调。
当时一般人，对于严肃修养的功夫，都认为迂腐，不肯十分注重。孟子一派，虽提出自己的主张，不特不能救鄙儒小拘的学风，甚或为作伪者大言欺人的工具。到7荀子，极力注重修养，对于礼字，重新另下定义。孔子言仁，孟子言义；荀子言扎，以礼为修养的主要工具。孟子主张内发；荀子主张外范。孟子说性是善的，随着良知良能做去；荀子说性是恶的，应以严肃规范为修束身心的准绳。所以萄子的学说，可以说是战国柬年，对于儒家的一大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