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道的方面，可以说含时代性的甚少；关于术的方面，虽有一部分含时代性，还有一部分不合时代性。譬如知行分合问题。朱晦庵讲先知后行，王阳明讲知行合一。此两种方法都可用。研究他们的方法，都有益处。儒家道托大部分不合时代性，不可以为时代古思想旧而抛弃之。
三、儒家哲学，有人谓为贵族的非平民的，个人的非社会的。不错，儒家道术，诚然偏重私人道德，有点近于非社会的。而且二千年来诵习懦学的人都属于“士大夫”阶级，有点近于非平民的。但是这种现象，是否懦学所专有，是否足为儒学之病，我们还要仔细考察一回。
文化的平等普及，当然是最高理想。但真正的平等普及之实现，恐怕前途还远着哩。
美国是最平民的国家，何尝离得了领袖制度？
俄国是劳农的国家，还不是一切事由步教委员会人物把持指导吗？因为少数人诵习受持，便说是带有贵族色彩，那么，恐怕无论何国家，无论何派学说，都不能免，何独责诸中国，责诸儒家呢？况且文化这件东西，原不能以普及程度之难易定其价值之高低。李自、杜甫诗的趣味，不能如自居易诗之易于普及享受；自居易诗之趣味，又不能如盲女弹词之易于普及享受。难道我们可以说《天雨花》比《白氏长庆集》好，《长庆集》又比《李杜集》好吗？现代最时髦的平民文学、平民美术，益赴虽多，然把文学美术的品格降低的毛病也不小，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何况哲学这样东西，本来是供少数人研究的。主张“平民哲学”，这名词是否能成立，我不能不怀疑。
儒家道术偏重士大夫个人修养。表面看去，范围似窄，其实不然。天下事都是士大夫或领袖人才造出来的，士大夫的行为，关系全国的安危治乱及人民的幸福疾苦最大。孟子说得好：“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夸日中国国事之败坏，哪一件不是由在高位的少数个人造出来。假如把许多掌握权力的马弁强盗，都换成多读几卷书的士大夫，至少不至闹到这样糟。假使穿长衫的穿洋服的先生们，真能如儒家理想所谓“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天下事有什幺办不好的呢7我们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将来都是社会领袖。
造福造祸，就看我们现在的个人修养何如。儒家道术专注重此点，能说他错吗？
四、有人说自汉武帝以来，历代君王皆以儒家作幌子，暗地里实行高压政策。所以儒家学问，成为拥护专制的学问，成为奴辱人民的学问。
诚然历代帝王，假目儒家招牌，实行专制，此种隋形，在所不免。但是我们要知道，几千年来，最有力的学派，不惟睢不受帝王的指使，而且常带反抗的精神。儒家开创大师，如孔、孟、荀都带有很激烈的反抗精神，人人知道的，可以不必细讲。东汉为儒学最盛时代，但是《后汉书·党锢传》，皆属儒家大师，最令当时帝王头痛。北宋二程，列在元祜党籍：
南宋朱熹，列在庆元党籍。当时有力的人，摧残得很厉害。又如明朝王阳明，在事业上虽曾立下大功，在学问上到处都受摧残。由此看来，儒家哲学也可以说是伸张民权的学问，不是拥护专制的学问；是反抗压迫的学问，不是奴辱人民的学问。所以历代懦学大师，非惟不受君王的指使，而且常受君主的摧残。要把贼民之罪加在儒家身上，那真是冤透了。
五、近人提倡科学，反对玄学，所以有科学玄学之争。儒家本来不是玄学，误被人认是玄学，一同排斥。这个—攻击，那个亦攻击，几于体无完肤。
玄学之应排斥与否，那是另一问题。但是因为排斥玄学，于是排斥儒家，这就未免太冤。儒家的朱陆有无极太极之辩，诚然带点玄学色彩。然这种学说，在儒家道术中地位极其轻微，不能算是儒家的中心论点。自孔盂以至陆王，都把凭空虚构的本体论搁置一边，哪能说是玄学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