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宋蚴私评：
《宋史》在诸史中，最称芜秽。 《四库全书》提要云：，“其大旨以表章道学为宗，余事不甚措意，故舛谬不能殚数。”檀氏（萃）日： “《宋史》繁猥既甚，而是非亦未能尽出于大公。盖自洛蜀党分，迄南渡而不息，其门户之见，锢及人心者深，故比同者多为掩饰之言，而离异者未免指摘之过。”此可谓深中其病矣。其后柯维骐著《宋史新编》，沈世泊著《宋史就正编》，皆纠正其谬。
四库提要摘其纪志互异处、传前后互异处十余条。赵氏（翼）《陔余丛考》、 《廿二史札记》，摘其叙事错杂处、失检处、错谬处、遗漏处、抵牾处各十余条，其各传回护处、附会处、是非失当处、是非乖谬处共百余条，则是书之价值．概可见矣。而其舛谬最甚，而数百年来未有人起而纠之者，莫如所记关于王荆公之事。
《宋史》成于元人之手，元人非有所好恶于其间也，徒以无识不能别择史料之真伪耳。故欲辨《宋史》，当先辨其所据之资料。考宋时修《神宗实录》，聚讼最纷，几兴大狱。元秸初，范祖禹、黄庭坚、陆佃等同修之。
佃数与祖禹、庭坚争辩。庭坚日： “如公言，盖佞史也。”佃日： “如君言，岂非谤书乎？”佃虽学于荆公，然不附和新法，今其言如此，则最初本之《神宗实录》，诬罔之辞已多，可以见矣。是为第一次之《实录》。及绍圣改元，三省同进呈台谏前后章疏，言实录院前后所修先帝实录，类多附会奸言，诋熙丰以来政事。及国史院取范祖禹、赵彦若、黄庭坚所供文状，各称别无按据得之传闻事。上日： “文字以尽见，史臣敢如此诞慢不恭！”章悖日： “不惟多称得于传闻，虽有臣僚家取到文字，亦不可信。但其言以传闻修史，欺诞敢如此。”
安焘日： “自古史官未有如此者，亦朝廷不幸。”此虽出于反对元秸者之口，其言亦不无可信。t前此蒋之奇劾欧阳修以帷薄事，修屡抗疏乞根究。及廷旨诘问之奇，亦仅以传闻了之。可知宋时台馆习气，固如是也。于是有诏命蔡卞等重修《实录》。卞取荆公所著《熙宁日录》
以进．将元秸本涂改甚多，以朱笔抹之，号“朱墨本”，是为第二次之《实录》。而元秸诸人，又攻之不已。徽宗时，有刘正夫者，言元秸绍圣所修神宗史，互有得失，当折衷其说，砖信万世。又有徐劫者，言神宗正史，今更五闰，未能成书，盖由元秸绍圣史臣，好恶不同，范祖禹等专主司马光家藏◇己事》，蔡京兄弟纯用王安石《日录》，各为之说，故论议纷然。当时辅相之家，家藏记录，何得无之？臣谓宜尽取用，参订是非，勒成大典。于是复有诏再修。未及成而靖康之难作。南渡后，绍圣四年，范冲再修成之以进，是为第三次之《实录》。 《宋史》所据，即此本也。自绍圣至绍兴，元秸党人，窜逐颠播者凡三十余年，深怨积愤，而范冲又为祖禹之子，继其父业，变本加厉，以恣报复。而荆公自著之《日录》，与绍圣间朱墨本之《实录》，悉从毁灭，无可考见。 《宋史》遂据一面之词，以成信谳，而沉冤遂永世莫白矣。凡史中丑诋荆公之语，以他书证之，其诬蔑之迹，确然可考见者十之六七。近儒李氏（绂）蔡氏（上翔）辨证甚博，吾将摘其重要者，分载下方各章，兹不先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