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实行科举制度，干脆把维护统治的儒家思想作为入仕的标准。这样，顺从统治者的思想，不仅可以保证人身安全，还可以取得荣华富贵。两千年利害的逼迫与引诱，使中国文人成了权力的驯服工具。他们在政治领域忠于君主，在私家生活层面尊从父兄，在道德领域则皈依圣人。儒家文化的学术性，完全匍匐到了政治性之下。中国知识分子，身为社会的领头羊，却经历了为时二千年的头脑格式化。这种格式化，到明朝时宣告完成，标志便是考试内容--四书五经、文章格式--八股文和参考书--以朱熹的注解为惟一正确答案--三者的统一与固定。
据说法国科学家约翰 o法布尔曾做过一个著名的毛毛虫试验，这种毛毛虫有一种 "紧跟领袖 "的盲从习性：法布尔把若干个毛毛虫放在一只花盆的边缘上，首尾相连接，围成一圈；花盆周围不到六英吋的地方，撒了一些毛毛虫喜欢吃的松针。毛毛虫开始一个跟着一个，绕着花盆沿，一圈一圈走，一个小时过去了，一天过去了，毛毛虫们还在不停地转圈儿，一连走了七天七夜，终因饥饿，力尽而死。明朝时的知识分子，又何尝不是毛毛虫的状态呢？他们所谓的勇气，也只是紧紧跟在权威的身后循序而行。如果没有权威，他们就会造出一个，然后顶礼膜拜，鱼贯而行。他们读圣贤书，走圣化路，做圣人之徒。他们从不会讨论制度本身的合理性，他们所有的任务，就是证明现存制度的合理性！
古已有之的文字狱
实话说，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境遇与法布尔的毛毛虫实验并不完全吻合。也就是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果脱离了毛毛虫们爬行的轨迹，他们不但遇不上松叶，过不上所谓的美好的日子，相反，他们可能活不过七天，会立即毙命，而且是以一种更恐怖的方式。如果说儒学政治化打断的是知识分子之膝盖的话，那愈演愈烈的文字狱，则给知识分子戴上了紧箍咒。
秦始皇的 "焚书坑儒 "，一下子坑杀诸生 460余人，开文字狱之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