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逆军即将攻入京城之时，张勋任命的那些伪官个个如惊弓之鸟，四处逃散，唯独法部尚书劳乃宣誓死不去，别人劝他赶紧跑路，劳乃宣说：“我在前清时，不过是个提学使司，今蒙圣恩高厚，荐升执掌全国司法机关，虽到任数日，关于各省民刑诉讼案件，一件不曾办过，已有尸位素餐之诮，如果要是再擅离职守，越发对不住皇上了。如今之计，唯有抱定一个主义，生是法部的官，死是法部的鬼。我现在就在大堂之上，悬挂一条巨大索，若是叛军入城，我就在这里悬梁自尽，效忠皇上。”但查了劳乃宣的生卒年份后，却发现劳老死于1921年，想必是当时自尽时为人所救。
说起这个劳乃宣，乃是一极顽固的老翰林，民国成立后便匿居青岛，发誓不做民国的官。这次蒙张勋赏识，当上了法部尚书的大官，但此人乃是传统功名出身，对现代法律一无所知。为防止别人讥笑他不知法律为何物，劳乃宣从琉璃厂买了一部《大清律例》，从早到晚，每日捧读。友人见他一把年纪了还这么用功，便劝他说：“公临时抱佛脚，就算竭尽脑力，也记不得那么多。何况新政以后，旧律例已不适用，你应该多看新法律，这才是解决办法。”劳乃宣听后很不高兴：“大清帝国当然该用大清律例，什么新法律，我不要看！”此人之顽固，可以想象。
倒是同时被任命为法部左侍郎的江庸，反有自知之明，他在接到任命上谕后，惊诧莫名，随后致函张勋调侃道：“我既无复辟之资本，也未与公等之密谋，陡然间获得这个职位，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想必是我之前曾任司法次长，对民国新法律稍有知识与经验的缘故。但我对于帝国之法律，从未问津，如公等非要我做这个职位，我只好先入帝国法律大学校，等学有心得并获得毕业证书后，再效驱驰也不迟。如能虚位以待，亦可也。”江庸并非复辟一派，任命他为法部左侍郎，岂不荒唐？
复辟失败后，之前积极参与的遗老们大部分都提前逃走了，只有几个倒霉蛋被讨逆军捉住。最先逃走的夫子康有为，他老人家从戊戌变法失败后便东躲西藏，逃跑的经验最足，因此，这次他仍旧化装成老农，逃之夭夭。
据说，康有为开始并不想逃跑，而是想去法源寺剃度出家，结果被同乡梁鼎芬识破并大骂道：“你早不剃发，晚不剃发，偏偏在这晨光出家，这不明摆着是想脱逃吗？”康有为说：“胡说，你几曾看见我逃跑？”梁鼎芬大笑道：“戊戌之役，你若不逃，岂能活到今天？你这次来，既然想做复辟功臣，就不要怕死，怕死就别来。成则居功，败则惜命，有你这样的圣人吗？从今天起，我不承认你是广东人了。”
在复辟期间，康有为和张勋这“文武两圣人”还闹了不少笑话。在讨逆战开始后，冯国璋和段祺瑞都出十万块买张勋的人头，康有为听后很高兴，说戊戌年慈禧太后也悬赏十万两银子买他的人头，看来自己和张勋的价值差不多，只不过通缉名单中没有自己，想必是自己的弟子从中转圜所致。
张勋听后大笑道：“你当年才十万两银子，我这次是两个十万元，顶多也就值我的一半身价。再说了，这次通缉名单上没有你，是因为人家觉得你的人头不值钱罢了！”取笑完康夫子之后，张勋又得意地说：“姓冯的和姓段的都出十万元买我的人头，他娘的，一个个都想在我身上发财，我若是有变身的法子，倒是想变出两个张勋来！”
有一次，张勋和康夫子又在一起吹牛，张勋说：“老夫名张勋，今日果然建立了不世之勋。”康夫子笑道：“我名有为，今日也是大有为了。且我的名字，不但切于己身，即于国家，也有特别关系，《中庸》里说‘富有四海，贵为天子’，我的名字便是嵌入了‘有’和‘为’这两字。”张勋听后，想了一会，拍腿骂道：“他娘的，你取‘有为’两字命名，难道你还想做皇帝不成？”康夫子听后，慌忙说：“不敢不敢，这我真不敢！”
还有一次，康夫子因为自己才得了个弼德院副院长，心里很不高兴，于是口出怨言，大骂张勋说：“既然以虚职安排我，那何必打电报招我入京呢？”张勋听说后，怒道：“他啥事都不用干，就得了个现成的弼德院位置，现在还贪心不足，真是腐儒不足与谋。”说罢，张勋还恨恨地说：“他若是再到背后毁谤我，我须用野蛮之手段对付他。”康夫子听后，反莞尔一笑，道：“别人怕他，我偏不怕他。”旁人问为什么，康夫子说：“他身边有支小枪，我身边还有支大手笔呢！比较起来，偏看是谁厉害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