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紫禁城能直接与外界联系的，是一部电话。为装这部电话，溥仪也是经过多次斗争才获得的。醇亲王载沣开始不准皇宫安装，但后来溥仪一句话把父亲噎住了：“王爷府上不是早就安了电话吗？”溥仪对父亲很不满：辫子剪得比我早，电话装得比我早，汽车也买得比我早；但醇亲王认为，皇帝啊，皇帝随便和别人接触，皇威何在？成何体统？！
电话安好后，溥仪兴致勃勃地按照电话本随意给人打电话：“来者可是……杨小楼？”京剧名演员杨小楼接到电话后一愣：“嗯？您是谁啊，哈哈……”溥仪不等他说完，便急忙把电话给挂了。只有一次，他给刚回国的胡适博士打电话，两人说上了：“你是胡博士吧？好极了，你猜我是谁？”“您是谁啊，怎么我听不出来呢？”“哈哈，甭猜了，我说吧，我是宣统啊！”“宣…宣…统？……是皇上？”“对啦，我是皇上。你说话我听见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叫我瞅瞅吧！”
几天后，胡适真的来皇宫拜见皇上了。守城的护军们一头雾水，他们之前没有听说有这个安排。在费了不少口舌后，护军报道到溥仪那里，他才想起了这事，胡适也就进了宫，两人坐着谈了二十分钟的话。由于胡适当时是个有名的新派人物，在与皇帝见面的事情传出去后，王公大臣们大为恼怒，而新派人物也攻击胡适有“膝盖发软”的毛病并说他拜倒在皇帝面前，不过下跪却是不真实的（后来冯玉祥将溥仪逐出皇宫，胡适极力为溥仪鸣不平并谴责冯玉祥驱逐孤儿寡母是“东方的野蛮”。在军阀当道的时代，胡适敢于这样做，恐怕不仅仅需要“善良”而更需要“勇气”了）。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但紫禁城的世界呢？孤独，沉闷，陈旧，保守，就像是一所大监狱。溥仪的身边没有真正的朋友，只有一群遗老，一些太监，几个太妃，还有成群的年老色衰的宫女们。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啊。
1923年2月，在庄士敦和两个伴读溥杰、溥佳的帮助下，溥仪精心策划了一个出逃的计划，可惜就计划实施前的一小时，不知道是哪个太监报告了内务府，溥仪还没来得及走出养心殿，醇亲王一声令下，各宫门一律断绝出入，紫禁城立刻进入戒严状态，出逃计划彻底流产。醇亲王担心的是：如果皇帝逃出宫城，那民国的优待计划岂不要废止？每年400万元的优待费岂不泡汤？这可是开不得玩笑的。
但是，紫禁城的日子终究要走到尽头。1924年11月5日，在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没几天，其部下鹿钟麟和临时内阁代表李石曾带着手枪队、拿着临时内阁签署的《修正清室优待条件》，杀气腾腾地来到故宫，要求溥仪在修正书上签字并限令两小时内搬出紫禁城。
内务府大臣绍英见天降横祸，一时急得要命，他先走到李石曾的跟前说：“你不是大学士李鸿藻的公子吗，如何也帮着当局欺压清室呢？”见李石曾扭头不理他，绍英又哆哆嗦嗦地走到鹿钟麟的面前哀求道：“你不是太傅鹿传麟的嗣子吗，如何对清室如此苦苦相逼？”（鹿钟麟与鹿传麟同宗是真，嗣子有误；不过，李石曾倒确实是清末内阁大学士、清流派领袖李鸿藻的公子。）
鹿钟麟听得不耐烦了，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炸弹，往桌上重重一放，喝道：“要是再不搬出，我就要令景山上开炮了！”
就历史经验来看，武力威逼一般都是成功的，也可以免去很多口舌之争。于是乎，溥仪等人被吓得魂不附体，慌忙从紫禁城中搬出。当时国民军给溥仪等人预备了五辆汽车，由鹿钟麟亲自将他们送到溥仪的父亲、前清摄政王载沣居住的醇王府（北府）。
在溥仪下车后，鹿钟麟笑嘻嘻地上前跟他握手，并问：“溥仪先生，你今后是打算做皇帝，还是要当个平民？”
溥仪说：“我愿意从今天起就当个平民。”
鹿钟麟听后松开溥仪的手，笑道：“好！那么我就保护你！”
至此，中国终于没有合法的皇帝了。
其实在1912年后，溥仪就已经不是什么皇帝了，帝制虽然没有被完全消灭，但真正的皇帝早已被埋葬在历史的长河中了。是啊，紫禁城里的溥仪究竟算什么呢，前清的关门皇帝还是民国的特殊公民？谁也说不清，也许这本来就是一个时代的怪胎。但不管怎么说，溥仪应该变成正常的国民、正常的人，他应该参与社会生活，以失去他的威严为代价，去赢得属于他的责任与荣誉。
可叹的是，在那个翻云覆雨、风雨大作的幻变年代，溥仪在出宫之后却走上了一条本不该有的不归路，最终沦为日本侵略者的傀儡、成为战犯并最终受到历史的审判。这一切的一切，真的像一场梦一样。
万里之外的一个小岛上，那个着朝服、行清礼、说京腔的洋师傅庄士敦，仍旧念叨着：“皇帝陛下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孩子，紫禁城的城墙是世界上最高的墙……”
可惜，那已经是历史的回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