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在全国各地买卖国库券，他还总结出来一条规律：什么地方穷、经济落后，什么地方的国库券就便宜。市场供求决定了国库券的价格，在经济落后的城市，谁会拿钱出来买国库券啊！有些地方只能强行摊派，这样国库券价格自然会打折。有的老百姓急于套现，甚至打8折抛售给银行，而当时的银行也是穷得叮当响，没有多少资金回购国库券，有些银行的启动资金只有10多万元，几个单子就撑满了。尽管当时国务院三令五申，国库券不准低于面值买卖，但是贫困地区的老百姓本来现金就不足，急于套现，而银行又不收，供大于求，迫使市场上很多国库券打折销售。但上海经济发达，市场上的国库券从来没有低于面值交易过，两地的差额就成就了杨百万这样的炒家。短短几年，他的交易金额就达到上百万，成为落后地区的银行和老百姓的贵客。
从国库券转向股票
实力壮大后，杨百万开始转型当老板，雇了几个人在全国各地跑，自己不再单枪匹马地四处奔波，而是坐镇上海大本营，电话遥控指挥国库券的异地买卖。
有人常说做生意要入行，入了行才会一路通，路路通。理财也如此，一旦掌握了经济大势的演进奥秘，财富就近在眼前。搞到了国库券的生意，尝到了“书中自有黄金屋”的甜头，都源于杨百万对读报的一番心得。他日常订阅的报刊就达70多份，远远超过了大多数人的阅读量。
这再次验证了“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的至理名言，在国库券买卖做得风生水起的时候，他又从报纸上捕捉到了下一波财富浪潮——炒股。1986年9月26日开张的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在当时还只是设在一间原本为理发店的小店铺内，这里也是上海刚开张不久的股票柜台交易市场。
理财需要有逆向思维，要避免“羊群效应”。大家都追捧的产品，好景肯定不长，大家都避之唯恐不及的产品也许马上就会触底反弹。就在大家都不看好上海股票市场，交易者寥寥无几时，杨百万却发现股票市场的机会来了。这时候的他早非当年买卖国库券的愣头青了，而是对宏观经济趋势有了清晰的判断。
1989年，《中国金融》杂志发表文章，说由于保持高利率，信用社和银行把几十年的赢利都贴了进去，面临亏损。杨百万判断，高利率政策难以为继，下调势在必行，而国库券的利息很可能会跟着下调。另外，当时炒国库券的理财模式已经为行家熟悉，价格已高处不胜寒，有的甚至达到了120多元，他手中的国库券早已赚了20%以上。君子不立于危墙，于是风险意识敏锐的他决定马上抛掉国库券，买进股票。对于他这种逆潮流而行的举措，很多人看不懂，甚至有营业部的员工好心劝他不要买股票，但他坚信自己的判断。
杨百万的冒险不是盲目的，而是有着严密的逻辑思考——采取最保险的方式，他的参照物依然是利息。
首先他买入的是电真空（现为广电电子，600602），因为买电真空的收益率最差不会低于存银行的利息。当时的股票一共分为三种：一是甲种，红利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二是乙种，下保底上不封顶；三是非甲非乙，既保底又封顶。而电真空展开非甲非乙类，规定最高红利率15%，最低不低于银行利息。这种与银行利息相比稳赚不亏的股票，实际风险为零。仅仅就利息而言，他算了算，首次买入3 000股，如果每股一年能分15元红利的话，一年就有4万多元，他就可以坐享利息收入了，这还没算股票涨价带来的收益。而事实上，杨百万经过长达一年的观察发现，电真空此前最高曾到过140多元，他买的时候已跌到91元，已经算是抄底了。果然，股市后来的发展和他的预测几乎都吻合，不久后利息下调，半年后股票开始暴涨，电真空涨到800元。
杨百万的故事听得我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但现在早已不是那个金融市场的启蒙年代，成功不可以复制，我们不可能倒回到那个时期。那么如何才能理财致富呢？
小潘哈哈一笑说：“你大学是白读了，满脑子糨糊。中国的经济是政治经济学，没听说股市是政策市吗？要理财，弄懂了国家大事，能事半功倍！容我慢慢细细道来。”
小潘的政治经济学是受了杨百万传奇经历的启发。他总结了下，杨百万赚钱不仅仅是看到了所谓利息差、国库券的年息差额，最重要的是看透了政府未来的发展方向——大力发展金融。
比如，赚利息差是看到了温州实行利率开放，利息可以高到13%；炒债券是看到上海要开放国债交易；炒股票是看到上海股票市场低迷，交易者寥寥无几，推测国家肯定要降低利率，助推股市。
理财要了解政府未来发展的大方向，紧跟着政府的步伐，搭顺风车往前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