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铃突然响了，我接起来却是余巧柔，“天总，忙什么呢？”声音柔的发腻。
“没忙什么，水深火热之中呗。”我说。
“我在国土局网站上看你这两天销售不错啊？怎么，也不把款存到我这里来？”余巧柔问。
“我的余经理，你觉得我现在还会有存款吗？那钱一进来，就分给各个要吃饭的最了，哪还有存的可能？”我叹息道。
“那你至少也要从我们账上过一过啊？咱们这么久的朋友了？”余巧柔有些撒娇。
“得了，从你们账上过，不要费用啊？再说，前一阶段我没钱，找你们搞点短期贷款，你们一百个不行，现在看我有钱了，又有可利用价值了？”我揶揄道。
“天总，你这话就说远了，前阵子那是国家信贷紧缩，不允许贷款，我也没辙啊？”她有点激动。
我哼了一声，“反正你总有解释的，不给我贷款是国家政策，你没办法；给我贷款是你个人帮我忙，对吧？反正都是你有理。”
“算了，我不跟你吵。你有想法也正常，对了，我们行长要我请你出来吃个饭。”她说道。
“你们这些做银行的，就是嫌贫爱富。看看吧，这几天我没空儿，过几天再说。”我放下电话。
“又是那个银行的女人？”骆霞问。
“是啊，刚才我们说到哪儿啦？”我问。
骆霞说，“马上到家了，回去再说吧。”
进了房间，我还没来得及说话，柳妮打来电话，告诉我市人大的几个代表要到公司调研。
我问，“怎么回事？”
她说，“不知道谁，将咱们海边那块地的事，反映到了市人大。说，咱们在那里建设，可能会破坏环境。”
“动用市人大的代表？”我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这事会不会跟丁辰有关系？
我说，“我知道了，你赶紧准备资料，最好不要让他们挑出什么毛病来。”
放下电话，我赶紧打电话给姜春河，这小子摆平人大那是手掐把拿。
他听完了我的意思，说，“你等一下，我打个电话给环资委主任，看看是怎么回事儿？”
我放下电话，看骆霞已经进了卧室，正在里面鼓捣什么。
我走过去，看她正把床罩被罩都拆下来。
我问，“你在干什么呀？这是你前两天刚换上的啊。我才睡了两个晚上。这两天我都睡在外面的。”
“哼，两个晚上？我现在怀疑有别人睡过。”她抱起床罩扔到洗衣机里。
我靠在门边，问，“你是不是吃错药了？”
“你才吃错药了”。她打开洗衣机，赌气地往里倒了很多洗衣粉。
“喂，骆小姐，在我的印象中，你是一个大度而且有新思想的新新人类，怎么几天不见，你变成了醋坛子？”
“那都是你逼的”。她走进卧室，开始换新的床上用品。
我正想说什么，电话响了，是姜春河，“天佑，你是不是得罪了区里的什么人？”
我问，“怎么回事？”他说，环资委李主任说，“这是区里向他们反映的。”
我心里明白了，我的猜想是对的，一定是丁辰。
但是，我还是说，“我也不清楚，大哥，这事就麻烦你了。”
他说，“那好，你准备几个红包，赶紧送过来，我叫他们去做工作。”
“嗯，我叫夏思云过去。”我说。
做我这行的摆平人大代表也是常有的事，有些代表收受红包的直接动机不是牟利，他们真实的心态是：反正这些所谓的调研结果也解决不了什么真正的问题，人家政府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自己的意见也无所谓，如果有人意思意思，就顺水推舟让调研对象蒙混过关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得罪人有什么好处？
也有人大代表说：我调研的结果对违法者根本没什么影响，最后怎么处理，还不是由上面定。换句话说，在上面决定一切的背景下，人大代表的建议权跟着贬值简直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这种内在逻辑是如果决定权在实际上还是操纵在个别主要领导的手中，只是通过代表调研也就只是举举手、走过场，则无论谁被调研都一个样，除了会影响个别企业的收益，与大多数人大代表和老百姓的关系其实没多大区别。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之下，必然要出现人大代表看似重要，却折价贬值的结果。
这几年政府也学聪明了，一方面由各级政府书记兼人大主任，就是为了防止决议遇到阻力，另一方面每年给人大的拨款比过去多多了，让那些老家伙没事就组织出去旅游，吃吃喝喝，少说话。以前人大那些老家伙有不少正直的人每年都会提意见，由于资格老，各级政府的书记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工作不好协调，后来干脆把人大主任也兼了起来。
不过，像我这种摆平人大代表的事情我倒不是觉得是*的倒退，相反却是一种进步，这种现象的出现从反面说明人大代表的权力在逐步落实，不能因为出现我这种人摆平人大代表的事，就怀疑让他们做主有方向问题。这话有道理，就好比一个刚学走路的未成年人总会跌跤，对他负责的成年人不能用禁止走路来防止一样。因此，摆平人大代表之类的丑事不能成为弱化人大代表权力的理由，而是应当首先从逻辑的上游入手治理：只有官员任命或者大事决策不再被一把手、二把手、三把手那几把手独揽，才会给代表选举拓展出正常的运作空间，他们的选票才能真的有了质量。
安排好了夏思云去姜春河那里，我又问葛正红房子的事，她说，“已经搞定，明天上午拿钥匙。“
我发了个信息给王兆瑜，告诉他事情已经搞定。我不能打电话，我怕骆霞听到。我现在在她面前努力做一个清白的商人，不想让她失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