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省第一批煤老板当中，主要分为两类型人：一类是原来国有煤矿中的从业人员，由于他们手里掌握着市场资源和技术资源，这部分人中的一些胆大的人承包了一些规模比较小的乡镇煤矿；另外一些人以村镇干部和村民为主，一些乡镇拥有煤矿资源，于是一些乡镇干部和拥有优势资源的村民就成了这些煤矿的承包人。
山海省第二批煤老板是以军队和企事业单位为主。在第一批煤老板通过煤矿发财之后，军队和企事业单位都盯上了这个市场，于是山海省形成了一个全民开矿的热潮，当时军队煤矿几乎是山海省煤炭市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军矿的大量涌现也确实繁荣了山海省的煤炭市场。
在军队不允许经商之后，大量的军矿都移交给了地方。在这样情况下，一部分和军队有关系的南方人承包了一些军矿。承包军矿的这些南方煤老板很快就从煤矿上赚到了暴利。这些赚到钱的南方煤老板在回家过年的时候，他们发财的故事又吸引了更多的煤老板加入这个行列当中。
自从大量的南方煤老板成为山海省煤炭的承包人之后，由于这些人之前大都没有从业经历，对安全生产和矿难没有充分的认识，所以安全隐患就与日俱增，矿难中死亡人数越来越惊人。
就在石嘴沟子煤矿发生矿难一个月之后，云州市山海基本煤业有限公司大屯湾煤矿发生瓦斯爆炸，直接造成二百八十五名矿工遇难。
山海基本煤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春平就是一位典型的南方煤老板。吴春平把“末位淘汰”的管理经验在煤矿的管理中推广使用。也就是说，每个月完成任务最少的那名矿工要被淘汰。因为但凡是选择在井下挖煤谋生的人，基本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他们依靠这点凭借苦力和性命换来的钱养家糊口，一旦自己被淘汰的话，也就意味着一家人的生活没有保障了。因此说，在吴春平“末位淘汰”制度的制约下，矿工们谁也不愿意自己成为那个因为完成产量少而被淘汰的人。所以瓦斯员让大家上去的时候，大多数矿工都没有上去。
大屯湾煤矿发生矿难之后，该矿法人代表张新华和矿长郝连波商量后决定，不上报，全面封锁消息，自行抢救，企图隐瞒死亡人数。当时井下矿工家属得知发生矿难的消息后，都奔走相告，大家一起围堵到井口旁边，等候亲人的消息。
矿工姚宝平的妻子耿月梅听一位逃生出来的老矿工说：“晚上八点左右，瓦斯员已经发现井下的瓦斯超标，有的矿工就准备升井，当时带班的队长说，现在谁要是擅自上去了，等同于今天没有出工。因为矿工们没有保底工资，矿上都是按照当天开采的吨数给矿工结算，至于说你是什么原因上来的，矿上一概不问原因，所以当时只有极少数有经验的老矿工上去了。”
耿月梅当时就昏死过去了，她醒来后哭得死去活来，把丈夫死亡的消息告诉了姚宝平在北京读大学的弟弟姚世平。
姚世平读的是法律专业，他得知哥哥在矿难中惨死的消息之后，悲痛万分，他对煤矿试图隐瞒矿难的行径很愤慨。姚世平将大屯湾煤矿发生矿难的消息通过《能源快报》的新闻热线，与该报深度报道部首席记者潘晓霖取得了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