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这是一本阐述日本习惯的书：人们觉得日本的习惯应该是什么样的，或是说人们觉得日本的习惯就是什么样的。它将谈及日本人在哪些情况下希望能得到恭维，在哪些情况下则不希望；他们什么时候会感到惭愧，什么时候会感到尴尬，以及他们对自己都有哪些原则、要求等等。本书所论述的事项，要说最理想的论据，恐怕就是那些平凡的街头巷尾形形色色的清谈者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都会亲自置身于书中提及的那些特殊情况，但他们都会承认在那种情况下他们会如何如何。之所以这样进行研究，目的是要勾勒出日本人灵魂深处指导他们思考、行动的态度。也许最终这本书都不能完全达到这种目的，但这是此书追求的目标。
研究者在研究中很快就会发现，对一些现象的研究，即使再增加更多的材料，也不能保证它的确凿性。譬如，一个人应在何时向谁行礼，就没有必要对每个日本人都进行统计研究。这种常识问题，任何一个日本人都可以向你说清楚，只要有几个例证就行了，没有必要通过成千上万的日本人获得一致的结论。
而如果研究者想弄清楚影响日本人生活方式的理论前提条件，他的工作就远比统计证实工作艰巨得多。人们迫切需要明白的是，这些公认的习俗和判断是如何形成日本人赖以观察现实的镜片的；他们必须阐述日本人的理念如何影响他们观察人生的焦距和观点，同时他还必须努力使那些用完全不同的焦距来观察人生的美国人也能听得明白。在这种分析工作中，最有权威的参照物和标准就并不一定是“田中先生”——普通日本人的代称了：因为“田中先生”并不能说清楚自己的观点，何况在他看来，为了能让美国人理解而写的那些解释无疑是过分的累赘。
目前，美国人对社会的研究，很少注意研究文明民族文化所赖以建立的各种理论前提。大多数的研究者都认为这些理念是不言而喻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大都只关注意见和行为的“分布”，他们的研究方法大都是统计法，他们通过对大量调查资料、调查答卷、交谈者的回答、心理学的测试等等，进行统计分析，想从中找出某些因素的独立性或相互依存关系。在对舆论进行调查时，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抽样调查，这种科学的方法现在美国已发展成完善的体系。通过这种方法，就可以了解对某一公职候选人或某项具体政策有多少支持者或是反对者，支持者或反对者又可以按乡村或城市、低薪收入或高薪阶层、共和党或民主党来进行分类。在一个实行普选、并且由国民的代表起草颁布法律的国家里，这种调查结果具有实践的重要性。
美国人可以用投票方式来进行民意调查，并掌握调查情况。但他们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有一个十分明显却无人道破的前提条件：那就是他们都熟悉美国生活并且认为它的存在是合情合理、自然而然的。通过这种调查往往能告诉我们很多我们还不太了解的情况。要想了解一个国家，首先必须对这个国家国民的习惯和观点进行系统的定性研究，然后辅以投票的方式才能有效。通过审慎的抽样调查，可以了解支持政府和反对政府的人各有多少。但是，如果事先不弄清楚他们对国家本身抱有什么样的理念，抽样调查结果又能告诉我们什么呢?只有在清楚了他们头脑中国家的概念之后，我们才能弄清各种利益集团在街头或国会中到底在争论些什么。公众对政府所持的观点,要比标志各政党支持率的数字更具普遍性、而且也更持久。在美国，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认为政府是一种凶恶的东西，它限制个人的自由。对美国人来说，除了战时状态外，政府官员的社会地位并不比其他民间事业职员的地位要高。这种国家观与日本人之间的差别悬殊巨大，甚至与欧洲许多国家也大不相同。我们首先必须了解的正是日本人的国家观，以及这种观点是如何反映在风俗习惯上，如何反映在对成功者的评论上以及民族历史的神话、庆祝民族节日的词曲中的。通过系统的研究，我们可以从这些间接的表现中发现日本人的国家观。
在研究选举时，我们往往会精确地知道赞成票、反对票各占百分之几。同理，我们对某一民族的生活态度以及他们所赞同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应进行仔细、详尽的研究。日本正是这样的国家，她的基本观念十分值得我们研究。我确实发现，一旦我们弄清了西方人的观念与日本人的人生观有什么差别的话，并理解他们所使用的一些范畴和符号，那么西方人就不会再觉得那些原本很怪异的日本人还是那么离谱了。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日本人会把原本很急剧的变化看作是和系统一致的组成部分。我能试着分析原委了。当我和日本人一起工作时，我会发现那些原本觉得怪异词句和概念，现在却一跃而变为具有重大含义、且充满情感的东西了。他们的道德观、罪恶观同西方人所理解的有着巨大的差异。他们的价值体系是独特的：既不是佛教的，也不是儒教的，而是既包含了日本人长处也包括日本人不足的，日本人自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