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7月末、8月初，盛军、毅军、奉军以及东北练军各部陆续进入朝鲜时，事机紧迫，为加快军队集结、出发的速度，类似军火、粮食、辎重这类大宗物资，并没有能够随军大量携带，主要留待后路陆续筹措后向前转运。
甲午时期的中国军队，并没有像日军那样沿途设立兵站进行运输、供给的近代化后勤制度，抵达平壤的驻军，依赖的是背后一套拖沓、漫长的原始补给系统。盛军等勇营军队，此刻虽然出现在对外的国防第一线上，然而他们不具有国家编制，并得不到国家后勤的支持，他们所依赖的物资、粮械都需要组建他们的地方省份自行筹措、供给。因而几支军队虽然驻扎在同一座平壤城，背后的后勤补给却是各自一套账目，互相之间并不接济。
此次出兵涉及境外，身为津海关道、轮船招商局督办、中国电报局总办，掌管着轮船、电报等近代化运输、通讯手段的盛宣怀，理所当然地被李鸿章任命，总理后路转运事宜，当起了北洋各支出征军队的总管家，将国内的各股后勤线，协调归并到通往朝鲜这一条干线上来。
从中国北方向朝鲜平壤运兵、运物资，距离最近、效率最高的线路，就是用轮船从天津、旅顺等北方港口，直接横渡黄海，进入大同江卸载。然而，丰岛海战后这条横渡黄海的路线，被认为过于危险而放弃使用。北洋各路军队增兵朝鲜时，除了原驻防东北的奉军、东北练军可以直接从陆路运输物资前往朝鲜外，驻防天津、旅顺的盛军、毅军等军队，仍需要走海路，被迫采用的是由轮船从天津、旅顺载渡，航行到鸭绿江大东沟卸载的路线。后来因为日本海军活动日益频繁，北洋海军舰只有限，无法四处扑击，天津、旅顺至大东沟的海上运输线，被缩短成只运输到营口，以此尽量规避海上风险。
素有洋务之城美誉的天津，还是当时北洋一带重要的军火、物资集散地。为供应派朝军队，除各支军队组建地提供供给外，李鸿章努力借助自己的各种关系、渠道，从各地购买、借用西式武器以及补给物资，起初也是通过这条海上之路运送。盛宣怀等考虑到运输的安全性，进一步“改良”北洋沿海运输线，改成从天津用轮船将物资首先运到旅顺，再卸载、过驳到雇佣的百姓木船上，由这些采用风帆、或者小拖轮拖带的民船，沿着日本军舰无法进入的近海浅水，运往大东沟。以盛军的一次物资运载为例，1894年8月16日包括粮食、军械等物资自天津新城用轮船运载出发，18日到达旅顺，因为民船一时没有雇齐，看押物资的盛军军官又出不起高价，只能卸载堆积到旅顺，直到9月初才部分运到鸭绿江畔的义州，单程竟耗费半月之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