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为我大清藩属二百余年，岁修职贡，为中外所共知。近十数年来，该国时多内乱，朝廷字小为怀，叠次派兵前往戡定，并派员驻扎该国都城，随时保护。本年四月间，朝鲜又有土匪变乱，该国王请兵援剿，情词迫切，当即谕令李鸿章拨兵赴援，甫抵牙山，匪徒星散。乃倭人无故派兵突入汉城，嗣又增兵万余，迫令朝鲜更改国政，种种要挟，难以理喻。我朝抚绥藩服，其国内政事向令自理，日本与朝鲜立约，系属与国，更无以重兵欺压、擅令革政之理。各国公论，皆以日本师出无名，不合情理，劝令撤兵，和平商办；乃竟悍然不顾，迄无成说，反更陆续添兵。朝鲜百姓及中国商民日加惊扰，是以添兵前往保护。讵行至中途，突有倭船多只，乘我不备，在牙山口外海面开炮轰击，伤我运船。变诈情形，殊非意料所及！该国不遵条约，不守公法，任意鸱张，专行诡计，衅开自彼，公论昭然。用特布告天下，俾晓然于朝廷办理此事，实已仁至义尽，而倭人逾盟肇衅，无理已极，势难再予姑容。著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厚集雄师，陆续进发，以拯韩民于涂炭；并著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及统兵大臣，整饬戎行，遇有倭人轮船驶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系数歼除，毋得稍有退缩，致干罪戾。将此通谕知之。钦此。”[10]
同一天，巧藏祸心的日本政府也正式对中国宣战，宣战诏书里处处可见对国际法的利用。战争爆发的1894、1895年值日本明治二十七、二十八年，这场战争在日本被叫作“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争”。
“为保全天佑万世一系之皇祚，大日本帝国皇帝示尔忠实勇武之有众：朕兹对清国宣战，望文武百官仰体朕意，于陆海从事对清交战，以期努力实现国家之目的。苟限于不违国际法，各应职能，尽一切手段，必期周全。惟朕即位以来，于兹二十余年，坚信为求文明之化，和平之治而决不干涉外国。故使文武常努力于友邦之笃谊，幸与列国之交往逐年亲密。孰料清国之于朝鲜事件，对我有节节破坏邻交，丧失信义之举。朝鲜乃最初受帝国之启导与列国为伍，成为独立之国。然而，清国每每自称朝鲜为其属邦，出兵朝鲜。朕依明治十五年之条约出兵防变，更为使朝鲜永免祸乱，保持将来治安，以维护东亚全局之和平，首先劝告清国协同从事，清国反设词相拒。于是帝国劝说朝鲜改革弊政，内固治安之基，外保独立之权，朝鲜遂允诺之。但清国始终暗施百计妨碍其目的，左右托词延缓时机以整其水陆兵备。一旦告成，即以其力达其所欲，以大军派往韩土，击我舰于韩海；明则转嫁于朝鲜国治安之责。如是，则帝国率先使之与诸独立国为伍之朝鲜地位，同为此表示之条约均将因之而蒙晦，帝国之权利将为之损伤，东亚之和平将为之难保长久。就其所为，深揣其计谋之所在，实不得不谓自始以牺牲和平，而遂其奢望者。事已至此，朕与和平相始终，宣扬帝国之荣誉于中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