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军最痛恨的是那些主战的祸首。在烧杀掳掠的过程中，各国侵略军司令官即已开始清查清廷的仇外官吏，捕捉主战大臣。英军司令盖斯里将军查明徐桐邸第后，即命一队英军直奔而去捉拿徐桐。然而当这队英军在华民向导的带领下入徐府时，一白发苍苍的老者已尸悬堂内大厅的梁间，并已开始发臭，请人验明正身时，正是大学士徐桐。原来徐桐在联军攻破城垣时，早已藏避在一荒宅中。其子徐承煜却要逼他死节，他跪在徐桐面前劝谏道：“吾父庇佑拳匪，久为各国指目，洋兵必不见容。若被捕，合家将不免。若父能死，既得美名，又解各国之恨，家人或可幸免，惟儿辈则仍当随侍地下。”徐桐知城破后自身难免一死，又见亲儿相逼，便涕泣自缢。可是徐承煜在逼父自尽后，并未自尽随侍地下，而是弃尸不顾逃遁，但未逃多远即为英军搜获。
北京城破时，尚书启秀因有八十老母在堂而未及逃走，不久即被日军捕获拘禁。崇绮在联军破城后，虽然只身出逃到保定，然其眷属尽为德军所获，拘于天坛，其妻小供其取乐。崇绮之子听说德军官兵对内眷施以无礼，愤忿无地，即自缢而亡。崇绮在保定闻凶讯后，亦自裁身死。崇绮家本富实，素讲求服饰，德军至后将其家宅财产扫地以尽，所有三千余套衣服寸丝不留。
清廷近支王公、贝子、贝勒及宗室在城陷后留京者尚多。怡亲王被俄军拘捕后，受尽轻侮，后又令他为诸兵洗衣被。在严加督责中，他不堪困苦而自裁。克勒郡王和庆部郎宽同被俄军拘捕，侮辱备至，后要他们驮运死尸出城，每日往返数十次，不准稍稍歇息。每日只给面包一个，清水一盂。这两人颐养素优，耐不了这般苦，每至夜间，便相顾流泪。有一些王公贝勒虽未捕去，但其家财被抢一空后，生计成了大问题，只好拿着朝珠及宝石顶等物沿街求售，却无人相问。
在抢劫中，许多军官一夜之间就成了富翁。俄军的林涅维奇中将在洗劫皇宫后满载而归，后来他在返回阿穆尔驻地时随身带走十大箱珍宝。沙皇因林涅维奇攻陷北京有功，特授予这位中将圣乔治十字勋章。法军统帅佛莱将军所掠的财物比谁都多，他装寄回国的珍宝就有整整四十箱。英军官兵大肆哄抢之后，财物堆满使馆。他们怕分赃不均，即将所掠之物在使馆大屋内拍卖，拍卖得款按照官级高低分派，经过一个多月才将掠物大体卖完。驻京各国公使及其随员中，不少人在混乱中趁火打劫也发了横财。有的公使夫人竟也跟着士兵出去抢劫。京津路上，除运载着抢劫物资的火车不停地朝天津开外，运送堆满箱包的马车骡车更络绎不绝。联军的辎重部队为了将劫物运至大沽口海运出境，忙了足足两个月，他们把北京所有的值钱之物几乎全都被掳掠而去，北京差不多成了一座空城。
在京的各国传教士在抢劫中也不例外。礼亲王世铎后来迫不得已赞助过义和团，一些主教竟对他也不放过。北堂法国主教攀国梁在联军破城的第二天就指使教民去礼王府抢劫。樊国梁还以不至让教民死于饥寒为由，请求法国公使允许他们到周围民舍去拿自己所需的东西。他还以主教身份发出布告，告诫教民在解围八天内所抢的为接济饥荒之粮、煤或其他物品，其总值不超过五十两银子，可视为无义务偿还。不过，他又劝告教民安分守己，没有权利去拿东西据为己有，一切劫物都应归公；如所抢之物价值超过五百两银子的，神父不能为之赦罪。
北京抢掠烧杀的混乱局面延续了三个月后，联军在12月上旬才组成一个由各国军队司令官组成的管理北京事务委员会，由德国陆军少将任主席。管理北京事务委员会成立后，各国军队即向北京居民强派劳役，苛敛捐税，横施淫威，使人们痛苦不堪，而城内的秩序仍然混乱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