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3月的一天，孙逸仙在大英博物馆东方图书部主任道格拉斯处，碰到一位身着大礼服的日本人。此人是日本着名生物学家南方熊楠，因四年前发表《远东的星座》一文而为大英博物院院长弗朗克爵士赏识，获得在博物院进行科研的便利。这两个亚洲人见面后便用英语谈开了。恰好孙逸仙对星象历法有过研究，他对南方说：“古代中国人标记历法时，乃大书大岁甲为‘关逢’，乙为‘旃蒙’，丙为‘柔地’；而书大岁子为‘困敦’，丑为‘赤奋若’，寅为‘摄提格’，这种标记法好像都不是汉语，而是外来语的音译，对此不知你有何见教？”南方以前对此未及关注，听罢竟一时语塞，心想这位刚刚蒙过难的中国革命家知识竟是如此渊博，于是敬意顿生。
南方是个东亚主义者，因西方人看不起黄种人，南方在伦敦博物院工作时不免要受人轻侮，所以他颇为赞赏孙逸仙从事中国革命，以期成功之日为黄种人扬眉吐气。他们谈着谈着，话题自然就转到中国革命上来了。
孙逸仙说：“我的革命主张不过是民族主义，其根本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我曾拜访过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然而李提摩太对我的革命计划却进行劝阻，主张中国应由英人代治。”
南方听罢，愤愤地说：“这个李提摩太也太狂妄自大了！”他竟当着东方图书部主任道格拉斯的面情绪激动地说：“但愿我东方人，一举将西方人悉逐于国境之外。”他这话使孙逸仙受到震撼，更使道格拉斯感到吃惊。
孙逸仙与南方自此结识后，遂成为好友，以后几乎每天必见，常在小餐馆中互请吃饭。有几次，南方为孙逸仙介绍认识了镰田等一些日本人，又让镰田写信回国将冈本柳之助介绍给孙逸仙，以在孙逸仙至日本活动时提供协助之便。后来，南方还将自己结识的友人、爱尔兰恢复党人摩根介绍给孙逸仙。孙逸仙从摩根那里获得了不少有益的革命经验，亦觉得他是一位决意协助自己革命的好友。
常在大英博物馆读书的还有一些俄国流亡者。有一次，孙逸仙在那里认识了一位俄国民意党人克雷格斯。克雷格斯得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国革命家孙逸仙时，很是激动，便邀他到自己的寓所做客。孙逸仙应邀前往时，又在那里与俄国民粹派《俄国财富》的编辑、记者多人晤谈。这些民意党人全是因反抗沙皇的统治而遭追捕、流亡伦敦的，他们推翻沙皇的意志非常坚决，其雄大气魄和激烈情绪使孙逸仙深受感染。孙逸仙在交谈中，亦向他们表示用武力推翻清朝统治的决心，他说：“我国之政权被满清把持二百余年，现虽是有国，却不是我汉人之国。欲兴我中华，张我民权，非先倒满洲政权，则无挽救之法。”他这番话，也给在场的俄国民意党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们不仅在《俄国财富》上刊载了孙逸仙的谈话，还译载了他的《伦敦被难记》。
孙逸仙在大英博物馆连续读了四个月的书后，不知不觉夏天到了。数月来的读书和思考，加上自己对西方社会考察及与革命同人的交谈，他觉得思想上多有所得，对怎样从事反清革命，革命成功后怎样建设中国已初有底谱。本来他想在英国或法、德等国建立兴中会分会，可惜此时欧洲尚无大批留学生，又鲜华侨，因此决定离开伦敦，到留学生较多的日本去。
临行前，他特去康德黎家辞行。康德黎问道：“你决意要走了么？”
孙逸仙说：“学生已购好7月2日的船票，不日将东去。终归要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