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笑笑说：“我亦读破万卷书。”
说罢，他任监誓人，让朱和中举手宣誓。朱和中带了头后，众人也一个个跟着宣了誓，至最后，宣誓者共达三十余人。
孙中山见比利时的留学生都倾向革命，觉得不虚欧洲之行。他想到第二国际书记处执行局正设在布鲁塞尔，便想去走访，以争取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支持。
于是，他在一天上午邀贺之才同去第二国际书记处执行局，正好执行局主席王德威尔得和书记胡斯曼都在。孙中山待贺之才介绍自己后，即开门见山地说：“这次来布鲁塞尔，是我欧洲之行的计划之一，在留学生中加强革命宣传工作，同时扩大我革命党的影响。今天拜会二位，是为了请求你们接纳我们的党为第二国际成员。”
孙中山流利的英语和不凡气质使王德威尔得、胡斯曼暗中吃惊。胡斯曼看了王德威尔得一眼，然后朝孙中山有礼貌地微笑着问道：“那么，您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我们怎么从未听说过中国已经有了这样的无产阶级政党？”
孙中山亦微笑着说：“此行就是与你们联系，向你们介绍我们党的情况。也许是中国党的影响还不大，没能引起第二国际的重视吧。”
这时王德威尔得说：“孙先生，那就请您先谈一下你们社会主义的目标和纲领，好吗？”
孙中山便侃侃而谈。
在谈到兴中会的纲领时，王德威尔得却插嘴说：“亲爱的孙同志，请您再谈谈贵国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和组织形式吧。”显然他对孙中山所谈的纲领不感兴趣。
孙中山解释道：“中国工人阶级与欧洲的相比，有些不一样。虽然目前还没有像欧洲工人那样大规模地使用机器，但他们一点也不笨，也已经开始组织起来了。不久的将来，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先进的机器来生产，不过会避免机器生产的种种弊端。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由中世纪的生产方式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而工人不必经受资本家剥削的痛苦。”
说到这里，已闻讯赶来的比利时社会党机关报《人民报》记者桑德插言说：“请问孙先生，您对于您的祖国很有信心，是吗？”
孙中山听了离开沙发，站了起来，激动地说：“几年内，我们将实现我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因为届时我们实现了社会主义。当你们还在为实现你们的计划而努力的时候，我们已生活在最纯正的集体主义制度之中。”他看了王德威尔得和胡斯曼两人一眼，继续说：“这同时对你们有利，这一范例所具的吸引力会使全世界相信，完整的集体主义制度并非虚缥的梦想或乌托邦。用此种方法取得的变革，将比众多论著，比百十次会议所取得的还要多。”
但是，王德威尔得与胡斯曼听得好像有些漫不经心，王德威尔得已接连打了好几个呵欠，胡斯曼则只顾低头在一个精美的日记本上写着什么。最后，胡斯曼抬起头来说：“亲爱的孙中山同志，关于您要加入第二国际的问题，我们今天不能予以肯定的答复，这需要在第二国际和有关会议上慎重地研究。我看以后再说吧。”说完他站了起来，彬彬有礼地伸出手，与孙中山和贺之才握了握。
贺之才随孙中山出门后，心中有些气愤，但孙中山却不无希望地想等待胡斯曼的回音。次日，《人民报》即刊登了孙中山走访第二国际的情况，孙中山以为这是第二国际重视自己。但过了很久，也未等到胡斯曼的答复，孙中山的期待落空了。
王发科等四人割箧偷盟书告密，清廷驻法公使孙宝琦斥他们不忠不义
惆怅之中，孙中山携朱和中去了德国。到柏林后，朱和中即陪孙中山去访留德学生。留德学生中，宾步程最为倾向革命。在他的带动下，王发科、王相楚等学生都跟着入了兴中会。在柏林停留几天后，孙中山与朱和中又去法国巴黎建立组织。到巴黎后，留法学生唐豸、胡瑛、汤芗茗、向国华等十多人热情接待了他们，并应邀入了会。朱和中见情况尚好，又因自己还要就学，便辞别孙中山返回布鲁塞尔去了。
然而就在朱和中离开的当天，孙中山独自一人在巴黎利倭尼街瓦克拉旅馆的寓所中看书时，忽听到有人敲门，他以为是朱和中又回来了，但开门一看，却是汤芗茗、向国华、王发科、王相楚四人。汤芗茗热情地对他说：“孙先生远道而来，为革命奔走，我们特登门求教。”孙中山便请他们入室叙谈，然而四人却说要请孙中山去咖啡馆小饮。孙中山痛快地答应了，即同四人来到附近的一个咖啡馆。入座后不久，在柏林新近入盟的王发科、王相楚二人说是要上厕所，中途出去了。汤芗茗和向国华则陪着孙中山一面饮咖啡，一面大谈排满革命。
当孙中山饮毕咖啡返回旅馆时，发现自己贮藏文件的行箧被人割开，所有党人名单和入盟书及法国殖民大臣致安南总督的信函文件全都不见了，于是惊骇不已。他断定窃箧之事是王发科、王相楚、汤芗茗、向国华四人所为，并怀疑欧洲留学生都已叛盟。于是，他立即发电报将此事告知布鲁塞尔的贺之才等人，并予谴责，说读书人果然不能革命。贺之才等人接电报后，急派胡秉柯赶赴巴黎，向孙中山说明决无叛盟之事。
虽然欧洲留学生无集体叛盟之事，但窃箧之事确是王发科、王相楚、汤芗茗、向国华四人合伙所为。王发科平时喜好空谈，常作忧国忧民之态，但入盟后终日惶恐不安，便与王相楚同谋叛盟。于是二人结伴赶至巴黎，劝说汤芗茗和向国华也叛盟，并要他们带着去找孙中山，要求发还誓书。汤芗茗觉得才入盟又后悔有失体面，便让王发科与王相楚用计窃取入盟书，因而骗孙中山上咖啡馆，自己与向国华陪他饮咖啡，让王发科、王相楚中途溜出至孙中山所住的旅馆行窃。
王发科等四人用计窃走宣誓书和文件后，便一同到清廷驻法使馆向公使孙宝琦叩头，哭诉自己误入迷途，要他救命。岂料孙宝琦听了事情头尾，却训斥他们说：“你们加入革命党，是叛清朝；今来自首，又叛革命党。且陷害同学，人格何在！”羞得四人无地自容。
孙宝琦将他们交出的宣誓书等文件收阅后，缓和了一下口气劝他们说：“今后你们要好好念书，安分守己，不要胡闹。”四人听了此话，心头才一轻。
幸好留法学生中有位名叫夏坚仲的，是孙宝琦的亲戚，他倾向革命党，又在日本见过孙中山，得知消息后立即赶到使馆向孙宝琦疏通。于是孙宝琦把入盟者的宣誓书烧毁，把其他文件交给夏坚仲，夏坚仲便从邮局将文件寄给了孙中山。但孙宝琦从法殖民大臣致安南总督的信函中得知孙中山的安南起义等计划后，即到法国外交部交涉，致使孙中山的起义计划落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