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最后十年，经济世界处于混乱不堪的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紧跟着是20年稳定的经济增长时期，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国际和国内的经济秩序变得动荡起来。突然出现的加速通货膨胀、更为严重的长期性和周期性失业、破产、持续紧缩的利率、能源危机、交通、食品供应、福利、城市以及银行业问题与麻烦不断的扩张时期交织在一起。二战后曾很好地为人们服务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组合，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失灵了。原来的政策组合就是将当时广为接受的理论运用于同期的经济体系中，而现在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方法、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前的政策组合。
尽管诸如个人安全、诚信、美德等重大问题都已经超越了纯经济范畴，但本书仍要将焦点集中于研究如何使经济稳定。把问题看得简单一点儿的话，如果每个人都能获得工作机会，经济能给所有人提供基本社会保障和自我价值实现感，那么很多社会问题就会回到易于管理的程度。
经济运行状况不佳表明需要进行经济改革，在这样一个时代，制定任何成功的变革方案都必须首先对现存制度中经济进程运行有深刻的理解。这种理解决定了产生什么样的经济理论。制度和习俗并不是与生俱来的，经济理论也是如此。经济理论是创造性想象力的产物，它的概念和理论构造都是人类思想的结晶。经济理论并没有直观地展现国民收入到底是什么，而只是将各种现象和元素串成一些数字；需求曲线也没有摆在销售商和顾客面前；只有在承认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能对经济运行产生影响的理论中，人们才能感觉到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影响经济行为的方式。
不幸的是，那些在大学和研究生院里讲授的经济理论，作为过去30年中经济界人士和学生必备的知识，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却有着严重的缺陷。这些政策结论是从传统的理论经济学模型中推导而来的，不能用来对经济中的政策进行系统而明确的阐述。已经建立起来的经济理论，尤其是那些主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发展起来的高等数学理论，能够证明具有抽象定义的交换机制可以得到一种虽不是最优但却能保持连贯性的结果。[ Kennth 和Frank 有一些认识到数学理论局限性的重要评论，参见“General Competitive Equilibrium”(San Francisco：Holden－Day，1971)。]然而，这些数学结果都是从抽象的数学模型推导而来的。这些模型确实没有考虑时期、货币、不确定性、资本资产融资和投资等因素。从另一个角度看，假设那些抽象出理论的要素是重要的而且有实质意义，如果融资关系和融资机构显著影响经济事件的进程，那么已有的经济理论并不能为以下主张提供支撑——这类分散的市场经济中并不存在连贯的结果。事实上，“华尔街”在世界上举足轻重，它们能给经济产生不稳定力量，有时候经济中的融资进程对金融和经济稳定性会产生严重威胁，也就使经济行为变得不连贯。[ 在现代经济学家中，后凯恩斯经济学家最鲜明地主张此种观点。参见Paul Davidson，Money and the Real World(New York:Wiley,1972)；Jan Kregel, The Re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Economy:An Introduction to Post-Keynesian Economics(London:Macmillan,1973)；Hyman P..Minsky, John Maynard Keyn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5)；Hyman P..Minsky, Can “IT”Happen Again? Essays on Instability & Finance(Armonk,：, 1982)；Sidney Weintraub, Keynes, Keynesians, and Monetarists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