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吉田松阴同时的一个有名的学者，叫做藤田东湖 ，他也是以神权为日本民族思想的中心。他说“天地的发源，人类的根本，就是天神”。德川末代有名的历史家、汉文学家，叫赖山阳 ，着有《日本政记》《日本外史》。他的思想系统学问系统，是比较纯正的儒家，所以纪史断自神武。但是到底还要列一个什么神什么命的表，放在卷首，不敢竟把这些荒远无稽的事实抹杀，也没有对于这些记载下过一点批评。日本维新，得力于山阳的文字甚多，而藤田东湖，又是维新前期从思想学术上鼓舞群伦的大学者，而他们的思想，只是如此。
以上所讲的，是关于日本民族思想的一种观察，日本人的国体观念，大都由这一种神权的民族思想而来。日本自从鸟羽帝的时代（宋徽宗时候），全国兵权归了平、源二氏 以来，逐渐把部落纷然并存、组织散漫、文化落后、武功不立的日本诸岛，造成了一个雄藩并列的封建世界。又经过三数百年，到了丰臣削平国内争乱，德川继之，造成以武力为重心的文治，日本的制度文物，遂渐渐规模完备了。“国”的这一个字，在此时只是作藩国的意思解，和今天之所谓国家迥殊。社会的阶级，也就随着封建制度的完成，造成一种很清楚的横的分段。用这横的分段，来支配纵的分工。这个制度，一直继续到西历1869年的明治时代方才废了。在这一个封建时代，讲文明呢，的确是日本一个很进步的时期。在维新以后一切学术思想、政治能力、经济能力，种种基础都在此时造起。日本人之所以有今日，全靠这四五百年的努力。因为那些藩国，不但是在武功上竞争，并且努力在文治上竞争，有文学武艺的学者，各藩主争先恐后，或是招来做自己的家臣，或是请了去做自己的客卿。在自己藩里呢，务必要使自己家臣子弟，能够造成文武两套全才，给他藩里做永久的护卫。那些武士，也巴不得他的藩主权力膨胀，土地拓张，他们自己收入也可以加增多少石。因为藩主是极大的地主，农夫是大地主的农奴，武士是给大地主个人管理家务、防御外侮的仆人。“萨木来”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明明白白一个“侍者”的意思。俗语叫做“家来”，也是如此。就这些事实看来，“武士道”这一种主义，要是用今天我们的思想来批评，他的最初的事实，不用说只是一种“奴道”。武士道的观念，就是封建制度下面的食禄报恩主义。至于山鹿素行、大道寺友山那些讲“士道”、“武道”内容的书籍，乃是在武士的关系加重、地位增高，已经形成了统治阶级的时候，在武士道的上面，穿上了儒家道德的衣服。其实“武士道”的最初本质，并不是出于怎样精微高远的理想，当然更不是一种特殊进步的制度。不过是封建制度下面必然发生的当然习性罢了。
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由制度论的武士道，一进而为道德论的武士道，再进而为信仰论的武士道。到了明治时代，更由旧道德论、旧信仰论的武士道，加上一种维新革命的精神，把欧洲思想融合其中，造成一种维新时期的政治道德的基础，这当中种种内容的扩大和变迁，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在封建制度的下面，武士阶级，是社会组织的中坚。上而公卿大名，下而百姓町人，在整个的社会体系当中，武士负维持全体社会之适宜地存在发展的职责。一个方面，包含着名教宗法的特色，然而单是名教宗法，绝不能保持社会生活的安定和发扬社会生活的情趣，所以在另一个方面，更不能不具备一种人情世态的要素。所以高尚的武士生活，可以叫做“血泪生活”，血是对家主的牺牲，泪是对百姓的怜爱。我们见到德川时代的武士道之富于生活的情趣时，才可以了解武士阶级，所以能成为维新主要动力的缘故，这是研究日本的人所最宜留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