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成功
尽管成功绝不能证明恶行或使用成问题的手段是有道理的，但它并不是一种在伦理上中立的东西。的确，历史上的成功为生活的继续创造了唯一的基础，而且关于像堂·吉诃德那样行事并向新时代挑战，还是承认自己的失败、接受新时代并同意为它服务，哪一种做法在道德上比较负责，这仍然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论题。说到底，是成功制造了历史，而且，历史的安排者（上帝）总是不断地从恶之中引出善，而为历史制造者们的头脑所不能及。忽略成功的道德意义，就暴露了对历史的认识之肤浅以及对责任感的意识之不完全。所以，我们这一次不得不努力来认真地解决关于成功的伦理难题，这只有好处。如果善始终是成功的，我们就可以轻松地认为成功毫无伦理上的意义。可是，在成功是借助罪恶的手段而得到的时候，难题就出现了。在那种时候，像安乐椅上的批评家那样行事，为这个问题争辩不休，毫无裨益，因为那不过是拒绝面对事实。机会主义也毫无助益，因为那不过是在成功面前投降。我们必须下决心既不做愤怒的批评家，也不做纯粹的机会主义者。我们必须充分承担自己对于塑造历史的那一份责任，不论是做胜利者，还是做失败者。只有不让任何事件剥夺我们对历史的责任（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上帝赋予我们的责任），我们才能同历史事件建立起一种联系，这种联系远比批评或机会主义更加富有成果。空谈什么像英雄一样面对肯定的失败仍然战斗下去，这根本不是什么真正的英勇，而只是面对未来的一种失败。有责任感的人所问的终极问题，不是“我怎么能英雄般地摆脱这种事务”，而是“未来的一代人将怎样生活”。只有这样，富有成果的解决办法才能产生，即使它们暂时还是微贱低下的。简言之，比起从具体责任出发而行动来，根据抽象原则而行动要轻便得多。正在兴起的一代将总能直觉地觉察到，我们是按照这两种方式中的哪一种行事的。因为，正是他们的未来处于危急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