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海盗交欢
在耿昇看来，郑和船队所从事的是国家的统制贸易，永乐开创的不是一个贸易时代，而是一个对外交和贸易严加控制的时代。郑和远航之后，世界的未来便取决于海洋，当西方国家正准备冲向全球的时候，中国却在自我退缩。中国皇帝自愿地使其显赫的海军失去辉煌，大明王朝那先进的技术和工艺，被封存进历史暗道中，永远停滞。
由于缺乏持续性和传承性，郑和的英雄史诗已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在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明朝的海外贸易进入海盗群起的无政府状态。明清时期相当长时间的海禁政策，让中国海商一直处于非法非主流的边缘商人角色。明朝舆论控制的民间化和文官集团的亲商化，又让明政府对于禁海的态度较为分明，由此酿成了一批主战派官员的悲惨人生。
葡西商人闯入与争贡事件
1433年郑和航海活动中止后，马六甲继续兴旺昌盛，古吉拉特商人越来越多地来到马六甲。作为东南亚和东亚贸易中心，马六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香料市场，其中大部分香料销往中国。
除了海盗商人，葡西商人也试图挤进明朝的朝贡贸易圈。1143年葡萄牙从阿拉伯人领土上独立出来，13~14世纪，葡萄牙里斯本和西班牙波尔图的商人垄断了从直布罗陀海峡至北海的香料贸易，但这是整个香料贸易链的最末端，葡西商人尚没有势力与控制前端地中海贸易的威尼斯和热那亚商人相抗衡。
马可·波罗所处的时代（1254~1324）是威尼斯商人由盛转衰的时代。他出身于是威尼斯商人家庭，父亲和叔叔在元朝曾通过中国古代“丝绸之路”到中国见过中国皇帝。马可·波罗在狱中的口述史《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广为流传，激发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狂热向往。当威尼斯商人日渐式微时，葡萄牙人接过了欧洲人对东方狂热的接力棒。
随着蒙古帝国的崩溃，伊斯兰国家和蒙古各部封锁了从欧洲由陆路通往中国的道路。1390年，埃及马木路克王朝建立，开罗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中心。
马木路克王朝扼红海之口，垄断香料贸易，阻断了欧亚商人从西汉张骞通西域之后所形成的“丝绸之路”，于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商人对打通亚洲新线路，包括海上香料贸易航线的态度更加积极。
1396年，西班牙人入侵东欧，到16世纪初，他们先后打败伊朗沙法维王朝、埃及马木路克王朝，占领叙利亚、巴勒斯坦（1516年）和埃及（1517年）等阿拉伯地区，成为地跨亚欧非三洲的世界大帝国。
1509年，葡萄牙人在环大西洋航行一圈后进入了印度洋，击溃阿拉伯舰队，确立了在印度洋上的历史地位。同年，葡萄牙的船队驶抵马六甲，并与当地经商华人展开交往。
华人运往马六甲的主要货物为麝香、丝绸、樟脑、大黄等，以换取胡椒和丁香。葡萄牙人千方百计向华人打探中国的情况，但因舰队已在马六甲逗留数月，无法补充给养而撤退。
1510年，葡萄牙人强占印度西海岸的果阿，第二年攻陷马六甲，此举等于扼住了威尼斯的咽喉，也意味着明朝的朝贡贸易圈被葡萄牙撕开了一道口子。就这样，在时间的流逝中，欧洲早期殖民者的商业扩张一步步蚕食和肢解了大明王朝织就的朝贡贸易体系，同时将这种体系嫁接到了更为广阔的世界贸易体系之中。
葡萄牙人托梅·皮里在其《东方诸国记》中写道：“如果它们要十分富裕繁荣的话，那么，马六甲没有坎贝（位于印度西部）就不行，同样，坎贝没有了马六甲也不行。”
尽管此时坎贝与马六甲的经贸关系更为亲昵，但马六甲王国还是派使节向明朝皇帝控诉了葡萄牙人的入侵。1520年，当托梅·皮里以葡萄牙大使和葡属马六甲总督大使的身份从广州前往北京时，明朝御史义正词严，要求其归还马六甲王国领土，否则将驱逐在澳门的葡萄牙人。托梅·皮里不仅没有见到明朝皇帝，还被礼部下层官员一顿训斥，悻悻而归。
1523年，明朝发生了两起颇有意味的事件：一是发生在浙江宁波的“争贡事件”，二是发生在广东新会（东莞）的“西草湾之战”。
1511年占据马六甲之后，葡萄牙人一直想在中国近海找到另一个落脚点以开展贸易，“西草湾之战”就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结果，葡萄牙人对广东新会的入侵被中国水师击败，托梅·皮里被俘，这是中国与西方在近代史前期所发生的第一次武装冲突。
所谓“争贡事件”，是说两个日本贸易使团争相来华朝贡，后来一方暗中行贿太监赖恩，得以先进港验货。在欢庆贸易团宴会上，双方因先来后到和席位安排而激起武斗。这两大使团在日本国内就分属互相敌对的两派，结果先来一方将后来一方的正使杀死，后来一方的副使、宁波人宋素卿逃走。
先来一方纵火焚毁了嘉宾堂和宋素卿所乘之船，并追杀宋至绍兴城下，在折回宁波时，又沿途杀掠，然后夺船逃走，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捏率军追赶，不幸战死。
在此事件中，先来一方来使先后扮演了外交使者、商人和海盗的角色。朱元璋曾定下祖制，日本朝贡以10年为期，每次200人和两艘船。尽管日本使团多次交涉，明政府也没有松口。在“争贡事件”发生时，明政府废除与日本的勘合贸易已达17年，此时正值日本战国时代（1467~1566），部分大名、土豪、寺院乃至部分失去藩主的日本浪人，实际不为将军和天皇控制，之后流落为倭寇。
这一南一北两个事件，成为明朝对外贸易转向的标志性事件。1523年，给事中夏言上奏“倭患起于市舶”，另一给事中张冲也有类似建言，这直接导致1523年浙江、福建两地的市舶司被停罢，只留广州的市舶司到1566年。
当时浙江的市舶司负责管理对日贸易，如此一来，官方对日贸易停滞，但处于地下状态的中日民间贸易，由于中外官商的勾结而更趋活跃，也变得更为纠结。对此，柏杨在其《中国历史年表》中有如下表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