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回】·深圳“8·10”水炮轰天 一夜腾挪李灏黯然回京
文化广场尉文渊兀自放开股价
自上交所成立，沪市便一直实行股价涨跌停板制度，幅度最低时曾达到每日0.5%。1992年2月18日，上交所决定放开延中实业和飞乐股份二股的价格限制。此前的1991年8月17日，深交所已放开涨停板限制，波澜不惊。
1992年2月18日上午开盘后，延中实业最高买入价125元（前收盘价为98元），最低卖出价290元，飞乐股份也以1 103.80元开盘。收盘时延中实业168.40元，飞乐股份1 599.90元。3月12日，延中实业曾达到380.08元的历史天价。但此后交易萎缩，沪市再次跌入死市。
延中飞乐二将突进，其他“六军”仍依偎着1%的涨跌停板观战不语。1992年3月27日，上交所又发五支新军入市，但依然罩着1%。新军入市搅和了一下股市，但很快又不冷不热不尴不尬起来，不好玩。4月13日，尉文渊又迈了一步，放宽“小飞乐”、电真空、浙江凤凰涨跌停板幅度为5%。一市二制。5月5日，沪市再接再厉，除延中飞乐二将无涨跌停，余者皆放宽涨跌停板幅度至5%。一不做二不休，5月21日，沪市全面放开股价。
其实，5月20日下午，就已经有放开股价的消息传出。虽然交易场所都已关门，但几乎都被股民挤满。发财的愿望是不受责备的，发财的想象空间是无限的。当时唯一能异地委托买卖沪市股票的城市是杭州，有上海大户不惜血本，包出租车连夜赶到杭州，谁知杭州的交易场所门前也早已排起了通宵长龙。谁也不比谁傻多少。
久受压抑的上海股市豪情大发，上证综指从5月20日的616点直升到21日收市时的1 265点，到5月25日时涨到了1 420点。豫园商城股价当日升到10 009元，空前绝后。
大家急呀！某日爱建电脑显示屏发生故障，股民看不到行情急得直叫。尉文渊处理完从爱建公司出来被股民抓住。“我至今还记得几只手死死攥住我手臂时的疼痛和温热，一些人喊我……”
面对如此“股疯”怎么办？刚刚宣布了的放开政策，再收回来？只好小步往回收。上交所先公布了四大措施，市场不理。面多了掺水，把新股呈几何级数发行，第一批7只，第二批34只，第三批、第四批接着放，且刚发行完毕不几日就上市。一级市场短时间内就吸走数十亿资金。
除了水多掺面、面多掺水的常规做法，还有什么招儿？尉文渊又发奇想：不是网点越少越挤破头吗？来不及盖大楼咱就盖大棚得了。于是，在昔日的跑狗场——位于陕西路永嘉路口的文化广场中搞了一个超大型的证券营业部，100多家证券公司营业部在那儿设立临时柜台，接受股民的委托。文化广场是一个没有座位的大剧场，大约有半个足球场大小。过去这里是法租界，四周法国梧桐高大魁梧。
1992年6月1日文化广场开门，没想到竟来了4万人。9点不到，整个广场人山人海。股民恐慌，欲将手中新股抛出落袋为安，一时间秩序大乱，冲倒栏杆，9点半宣布暂停业。文化广场的混乱更加剧股民恐慌，当周股价下跌。6月9日后文化广场重新开业，有8家会员单位进场接受客户买入委托，股民心稍安。真正一个露天大棚，股民席地而坐，运筹天地之间，广场内每隔5分钟播报一次股票行情，委托点接受单子后，马上通过电话传入上交所处理。
1993年12月24日，文化广场结束使命。今天还有股民肯吃这个苦吗？下雨刮风怎么办？
说起上海放开涨跌停板限制，日后尉文渊说，这事就是他自己定的，没有请示上级，不愿给领导添麻烦。尉文渊试图以一己之力，行市场经济之实。他一定还记得筹办上交所时到香港考察，香港同行说“通过市场供求形成的价格都是合理的”之言，而他的所为，是市场行为还是行政手段？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这些困惑始终缠绕着各级官员和监管层，有时是噩梦，有时是喜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