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回(2)

两周内10亿元进账

国库券的发行走了一条有趣的弯路。

先是国库券一级发行用行政方式,后有了二级流通市场,再回过头来造一级发行市场,这种倒退着前进的例子还是有一些的。1949年前,中国共产党人先以落后的农村为基地,再取发达的大城市,进而要建设更为发达的新中国。1949年后,国家先收缴了个人的生产手段以建立较为高级的经济形式,1978年后又向低级的经济形式改革。

当国库券二级流通市场有了点眉目后,一级发行市场便显得吃紧起来。

1991年1月7日,财政部国债司张加伦和高坚两位副司长来到北京“联办”,商讨改革国库券的发行方式,从行政摊销改为承购包销。

承购包销规范的做法可概括为:财政部提出国债发行的量、期限、债息,供有条件参加承销的金融机构进行投标,通过投标来确定发行价格。例如,要发100亿元为期5年、债息为12%的国库券,证券公司可根据自己对经济前景、市场状况的预测以及公司的能力来投标,比方说票面100元的券,有的愿以99元的价格买1 000万元,有的愿以99.5元或101元的价格买进等,经过投标竞价找到双方都接受的发行价格。

这样,第一可以使财政部发债成本降低,第二承购公司按自愿价格承销,同时必须承担包销的风险,不能将券再退给财政部。简言之,包销公司们组成的承销团就像国债的批发商,财政部和它们商定条件后便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财政部可免去卖货之苦、退货之忧,证券商们则可靠自己的本事争取货源,赚取手续费和市场价差。

1991年1月28日,财政部国债司给“联办”一个总协调的名义,发出委托书委托“联办”组织1991年国库券承购包销团,“联办”负责包销团成员资格条件的拟定,包销团成员的初定,主干事的选定;拟定国库券承购包销的具体实施方案和程序;草拟财政部与包销团的包销合同,在合同生效后,负责监督包销团成员履行合同;草拟包销团内部的分销合同;组织和实施国库券承购包销的宣传广告工作。财政部负责审批。

在参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过程中,除去STAQ,“联办”蹦跶了近两年,真正主导并上了前线的是国库券的承购包销,于是全数好汉都扑了上去。

实际上,半年前,“联办”就要与财政部搞国库券的承购包销,但不幸失败了。1990年秋,李青原起草了“一个悲壮的通知”,大意是:国库券承购包销没有成功,这是由于有关机构协调不力,但这一步改革是一定要迈出的。

如今李青原们卷土重来。这一次李青原不仅要构筑她的理论框架,作可行性研究,还要发挥她另外的特长——李青原虽身为国家体改委一个处级干部(在“联办”是兼职),但在机关里是门就敢推,进门就敢讲,听不听随你便。

国库券承购包销合同签字仪式定于1991年4月20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蒙古厅举行。在仪式举行前三天,风向骤转,有首长不上心,连带着国库券的“卖主”财政部也有临阵退却的心思。这时候,会场订了,请柬发了,中外记者候着了。

李青原拽着她的上司傅丰祥司长和许美征副司长,闯进国家体改委主任陈锦华的办公室。

陈锦华说:“简要解释一下承购包销,这与体改委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写进了体改方案?”到书架上一翻,还真有。这边陈锦华给财政部部长王丙乾打电话,那边李青原“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了,可别不在”。一打就通了。王丙乾说:“给我一晚上时间,明天上午答复你。”

签字仪式如期举行了。大部分领导来了。

事后,美国《华尔街日报》认为:“中国财政部宣布,今年(1991年)四分之一的国库券将通过一个国内认购的企业联合会,而不是下达职工购买指令时国家委员会来发行。如果这种认购成功的话,此举将是中国1989年之后最为重要的财政改革。”

香港《南华早报》(英文版)说:“开明的经济学者希望这次承销试验能够成功,并以此来取代目前高成本低效益的摊派发行体系。新的体系不仅有利于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也有助于消除在旧体系下产生的黑市交易。”

或是请领导来,或是弄些个外国人说上几句,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正确。这不好,但这也是一招儿。

1990年8月,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国库券交易的价差曾高达2%~3%。随着两市一网的开通,在联办STAQ上各地的报价日趋接近,到1991年4月16日,价差已缩小到0.2%~0.3%。

1991年,国库券实际发行120亿元,其中走承购包销路的有38.7亿元,包括11亿元无纸化试验券,承购包销团成员公司共79家。

1992年,承购包销合同签字仪式的规格提高了。3月31日,承购包销合同签字仪式改在中南海国务院小礼堂,出席的首长级别也提高了。当年共发国库券390亿元,其中80家承购包销团成员公司共承销36.35亿元。当年一大试验是无纸化发行,要让扛麻袋的彻底失业。但很多有识之士不认这个:花花的钞票送进去,出来的只是张记账纸片片?让时间去解决一切吧。

到1993年可不得了了,这一年有著名的宏观调控,有前所未有的国务院朱镕基副总理横刀接管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大印,有朱镕基的“约法三章”。大家都疯了,炒开发区炒房地产,炒美元炒黄金,炒股票炒债券,炒沈太福的长城公司债券,炒拥有一块美国大地的“鹰卡”(1平方厘米美国土地),唯独晾着国库券。

到5月底,国库券发行完成不到计划的25%,且账面收入还往往被地方财政截留,国库空虚。有一则难以证实的传言说,当时国库能动用的资金不足千万元。另一则可信度更高的说法是国家准备发行千元面额的钞票。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逼急了,国库券发行普遍恢复了组织认购行政摊派,煮了回改革夹生饭。

而承购包销,往年三四月份就该签合同了,这回到了4月才开始委托“联办”去筹划。6月19日,召开国债承购包销全国电话会议。6月29日举行1993年二期券承购包销合同签字仪式,7月1日第一笔承购包销款10亿元划入国库。钱虽不多,但两周内10亿元进账,犹如三国年代东吴虎将甘宁百骑劫曹营,虽于大势无补,却令各路看官爽了一把。1993年国库券共发行350亿元,其中承购包销17.7亿元。

1993年国库券费了劲抓了瞎,承购包销的比例越来越小,这引起中国高层的重视。发国债已不仅仅是政府集中财力找钱的活儿,而且是宏观调控整个国民经济的一张王牌。过去讲国库券还弄个转让之类的词遮掩遮掩,别闹了,彻底拒绝行政摊派,众口一词市场化。

从1994年起,发国债的正规部队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体改委等全数加入进来,队伍空前壮大起来,承购包销、非实物、竞标招标、净价交易、一级自营商各位兄弟一一登上舞台,回购、期权、期货、抵押、贴现等新概念新工具渐为人知。

与1981年第一次发国债48亿元相比,如今的规模大不一样,上千亿元玩儿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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