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4月22日零交易
9个月中，深市总市值抹去七八个亿，只剩35亿元，一片恐慌。
什么叫恐慌？青面獠牙是一种抵死的惊吓，不算恐慌。半夜，一个头从你的窗外伸上来，这是一个圆滚滚的头，白煞煞的，晃悠悠的，上面无眼无眉无鼻无嘴，让你有无限的想象空间，一眨眼它会变成什么？你肯定不会想象它变成美女……于是你恐慌了。
1991年4月22日，深市恐慌了，这一天5只股票无一成交，零成交！
为什么零成交？因为绝望。1991年5月14日，江青也绝望了，保外就医期间在北京的住所，自杀身亡。
深交所两位副总王健和禹国刚日夜焦虑，商议救市。但王健自己先被抢救了一把。7月10日，深交所开会救市，王健突发大面积心肌梗塞，抢救20天后缓了回来，自此渐渐淡离股市。
在会上，禹国刚认为，用行政手段救市并不符合市场原则。但是，深圳股市这个婴儿当时只有10个月大，没有很强的免疫力，必须用一剂特效药，救活股市比什么都重要。
禹国刚这话是诚恳的。但10个月是婴儿，10年也不是成人，百年也需要精心呵护。禹国刚一言流于今，给无数使用行政特效药的来者以借口。
借口不要紧，只要主义真。8月19日、21日、23日和25日，深圳市连开了4次救市会议。9月2日，深圳第5次救市会议。烟雾浓烈，气氛沉闷。这是要大家作贡献的时候。市长郑良玉说：“李灏同志让我跟大家说几句，我们机构应当入市。大家不要短视，要有长远的眼光。希望我们深圳也能出几个李嘉诚这样的企业家。”
作贡献、做好人好事是一回事，但也可能把好事做砸了。深发展副董事长谢强就有想法：回购自己的股票犯不犯法？如果不犯法，深发展能买多少？
禹国刚答道：“目前回购自己公司的股票，国内法规还没有规定，不能算犯法，但香港的法规是禁止的，不过到1991年4月香港也有了改变，公司在必要时有权回购自己发行股票的10%。”
1991年9月7日起，深圳市政府筹集资金两亿元，开始绝密救市。射人先射马，打股先打深发展。9月7日深发展被托到13.85元。9月9日周一再开市，深发展停在13.7元。挂入5 000股，吃进；再挂，再吃；只要有人带头抛，便有追随者；当日股价回升到13.9元。9月10日，深发展又回落到13.7元。9月11日，深发展以13.85元跳高开市。9月12日爬上14.5元，并从此到9月29日一直坐在高高的土坡上。
深发展这是怎么了？经过国庆节几天的观察，股民们终于相信，有高人在托市。买进，买进！到10月上旬，深圳股市全面冲出谷底。禹国刚说，两亿元救市资金还没用完呢。不知这一个多亿以后是解套赚了钱还是沉淀下去了，也没见个公告。
据说，1991年10月3日深圳主管金融的副市长张鸿义从国外回到深圳，问：“老禹，大势稳得住吗？”禹国刚说：“只要你们市领导别讲什么话，可以稳得住。”
其实，不管是甩资金悄悄救市，还是请能说话的人出来说话，都是影响股市的行政手段。如果张市长心眼儿小点，问，凭什么功劳都让你揽了去？就像当年日本投降谁起了关键作用，是苏联红军在东北击溃关东军，还是美军扔原子弹——禹国刚怎么回答？
这里有个问题，问了几个人也说不清：救市就救市吧，为什么要绝密？稍稍放出点风声，甚至来篇社论，《人民日报》请不动，《深圳特区报》也行，只要大家明白了政府的意向，怎么会不给政府捧场呢？股市里有一句话大家都认同的：戴花要戴大红花，炒股要听党的话。
如果这事儿放在今天，甭说政府救市这等天大的事儿，就是上市公司的一颦一笑、券商的小打小闹、政府官员的隐隐约约，股民都会议论纷纷，会把事情猜得天花乱坠，会把趋势分析得有鼻子有眼——总之，尽管股市发展了，尽管机构摆迷魂阵的技巧提高了，但股民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提高了，绝不会让政府悄悄地自己就把市救了，把功劳都自己抢了去。
禹国刚说，当时市值达三四十个亿，而他向市政府要的钱只有两亿，如果风声走漏了，怕是市也扶不起来，钱也打进去没了影，怎么向领导交代？
但这个说法还是说服力不强。当然，在股市以后发展的10年中，说服力不强的事还多着呢，许多事至今仍是欲说还休。
1992年5月，沪市大盘飙升至1 429.01点的最高点，但随后却是罕见暴跌，至9月已经跌至600点附近，随后反弹至700点附近。
政府终于坐不住了。1992年9月27日，新华社发表《关于股市的通信》，对当时的股市进行了详尽分析，指出在股市发展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总结经验，稳步前进，使股票市场能更健康地发展。
显然，上层想稳定市场，然而，在文章发表后的一个半月内，股市竟展开新一轮的暴跌，从700点附近一路跌至386.85点。
股市到底听谁的？初期，如要打压股市，使用政治或行政手段或许还有效果。但要抬升股市，就得有技巧了，就得有“阴谋”了。也许从1990年夏算起，中国股市就开始了政府与市场掰手腕的游戏，政府开始显现庄家爷的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