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2)

 

看看现实吧,现在的洋学家们都纷纷踏上仕途,但愿意创办自己事业的人则屈指可数。这不仅是因为走仕途便于贪利,还因为从小所接受的早期教育都是以政府为核心的,思维定势被框在只有为政府做事才是正确的。在这种愚见作用下,他们只想平步青云,就连社会上很有名望的一些大家先生们,也无法摆脱这种思维定势。这种思维定势看似很卑微,但也不足以让我们去追根究底。因为他们并不是恶意行事,只是受到社会风气影响而不自知罢了。就连有名有望的士君子们都尚且如此,天下普通人岂有不纷纷效仿之理?

眼下,青年学生只读几本书就想做官;想经商的人只有几百元的资产就假借官员名声来做生意;开办学校或传教,都要官方批准;畜牧、养蚕,无不需要官方的批准……恐怕民间事业里,十之八九都和官府有关。这样下去只会让社会风气越来越糜烂。羡慕官员、依赖官员、害怕官员、奉承官员,丝毫显示不出对独立的热忱,让人不忍视其丑态。譬如说现在的报纸以及各种上书、进谏之类就是处在这种状况中。尽管出版限令不是那么严格,但报纸对政府忌讳的内容不但绝口不提,而且如果有官员哪怕做了一丁点的好事,都会言过其实地加以吹捧,就像娼妓对嫖客献媚一样。

再看看各种上书、进谏的内容,多数也是很矫情的:就像尊崇鬼神一样把政府捧得高高在上,自己则像罪人一样自轻自贱,使用简直不像是同在一个社会的虚文,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读完这类文章,只会将他们纳入狂人看待。

但现在出版的报纸也好,上书、进谏也好,大都是出自现在的洋学家之手笔。在我看来,他们未必就是娼妓,也未必就是狂人,他们之所以会虚伪到如此境地,原因是现在社会上民权的实例尚未形成,人民只有受屈或附和于腐败的社会风气,所以也不可能显现出公民本色。由此可见,现在的日本只有政府的存在,没有人民。所以说,要摈弃腐败的社会风气,推动国家的文明进程,绝不能只依靠现在的洋学家们。

如果以上的论述是正确的,那么推动我国文明和独立自主,就不能只靠政府,那些洋学家也靠不住。我们应该担负起责任,不仅要做愚民的表率,同时还要为那些洋学家们做先驱,给他们指明方向。想想现在我们当中一些人的身份,虽然学识尚浅,但志在洋学已久,又处于国家的中上地位,近年社会改革我们不是唱主角的,但事实上我们已经给予了一定的帮助,即使我们的实力很薄弱,但民众看到我们为改革欢欣鼓舞,一定也会把我们当成改革家。既然被冠予改革家之名,又处在社会的中上层地位,民众就会效仿我们的行为。所以,我们也一定要当好民众的带头榜样。

凡事要取得成功,不能光靠命令与说教,与其命令他人,莫如真诚地做出表率。下达指令,这是政府的权力;负责说教与做出表率,就要落实到具体的个人头上了。从个人的角度出发,或者讲学,或者从商,或者讨论法律,或者著书立说,或者从事新闻出版,只要没有超越公民的本分,就不必有顾虑。我们奉公守法,如果政府不守其政令,我们也要据理力争,不要盲目服从,这看似是对政府的棒喝,但为革除旧风气、恢复民权已成当今要事,我们值得这么去做。

当然,每个人的社会角色不同,分工种类也很多,从事各种行业的人也各有所长。并不是要求所有的学者都来专注同一件事情。我们的目的只是向民众示范行事的技能,告诉大家兴办个人事业的方向和意义罢了。

说教一百次莫如做一次表率(包括揭示一个事实),现在我们所要揭示的事实就是“人民的事业不能只靠政府。学者也可以有学者的事业,商人也可以有商人的事业。政府成为日本的政府,人民成为日本的人民。所以民众不必因为害怕政府而不敢靠近政府,也不应该有所疑虑,而应该敢于亲近政府”。如果我们的宗旨为民众所理解,那么民众一定会慢慢地明白前进的方向,上下之间的旧风气也会渐渐消失,“日本国民”的名字才会得到新生。新生的国民不再是政府的玩物,而成为刺激政府进步的有生力量。这样的话,学术、商业以及法律等均能各有归宿,从此国民与政府的实力互相平衡,就能够维持全国的独立。

概括起来讲,本篇讲述了现在学者帮助国家独立的两种办法:一种是进入政府为官行政;另一种是在行政官以外创立自己的事业。本文重点讲的是后者。仔细讨论世间万物便可得知:没有利就必然有害;没有得就必然有所失。所谓的利害得失“五五开”并不存在。说到底,我们并不是为了自己有所成就才来宣扬个人创立事业,我们只是以平生的所见所闻为证加以论述罢了。当然,如果社会上有谁拿出证据,质疑个人创立事业的,我们也乐于接受。反正这也不应该对个人创办事业造成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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