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声
日本时兴用假名照搬外语发音，例如西装，本来叫“背广”，现而今说这个汉字词已显得老气。明治年间(1868～1902)他们用汉字翻译西方词语的含义，很多译语也一直被我们汉字本家受用，例如共和国。不过，中国被打开国门在先，横滨开港，擅于做西装的裁缝是渡海而来的中国人，一说“背广”当初由中国译制，类似于固有的背心，随手艺东传。日本现在还常用的汉字词，例如离婚、保险、化学、地球、民主、公约、国会、合法，都是从中国拿来的，帮助了明治维新。仿造是日本人的看家本领，中国造出个“电报”，他们就照猫画虎，仿造了“电话”一词。福泽谕吉是个中高手，例如版权(后来日本改用著作权)。不单造词，还写了一本《西洋衣食住》，文图并茂，告诉日本人西装比和服便于作战，以及西方人种种活法。几年后明治政府开会研究服装问题，参与大政的副岛种臣以胡服骑射为例，说服保守派，布告天下，“尔今礼服采用洋服”，取代了衣冠束带。这些事情就叫做文明开化，此语出自福泽1875年出版的著作《文明论概略》。一时间，剃了发髻的脑壳敲一敲都是文明之声，不吃牛肉火锅的家伙就是不开化。
福泽谕吉是明治日本最大的先知先觉，最著名的作品是《劝学书》，广为人知。其实，他在此书上并不曾特别用力，因为不过是大病初愈，回乡接母亲来东京，随手为家乡开办学校撰写的招生宣传，鼓动不知路在何方的乡下年轻人来上学，学会真本事，走遍天下都不怕。大概又打算用作他创办的庆应义塾、英语学校招生，1872年公开印行，竟大畅其销。两年后接着写下去，共十七篇，1880年合为一册出版，并加上《合订本之序》，就是说，书名用汉字是写作“学问之劝”。洛阳纸贵，总计销售了340万册，按当时人口约3480万来算，读者之众，无疑有启蒙之功。
《劝学书》第一篇(初编)主题是为了自身独立，一家独立，天下国家独立，人人都应该学习通常日用的实学，而学习西方学问是个人取得成功的捷径。此篇可说是福泽思想的概要，其后各编详解其内容，并教说处世哲学、生活态度、成功秘诀。劈头第一句最为有名:“上天既不造人上人，也不造人下人。”此话本来是从美国独立宣言当中引用的，这种天赋人权的思想在明治之初被广为介绍，但二次大战之后变成了福泽的名言。
对于他来说，在进步还只是希望的年代，这句话是满怀激情写下的。
福泽谕吉生于1835年，父亲是一个小诸侯国(藩)的下级武士，通晓汉学。福泽十四五岁始志于学，起因是左邻右舍都读书，唯独他不读，面子上过不去。读四书五经，通读《左传》十一遍，能背诵有意思的段落。在江户幕府执掌天下的时代，等级森严，家庭出身决定他不会有出人头地的希望，父亲甚至想让他出家当和尚。福泽在《福翁自传》中写道:“每想起此事，就愤恨封建的门阀制度，并体谅亡父的心事而独自流泪。为了我，门阀制度是父亲的敌人。”渴望平等，追求自由独立，十九岁游学长崎，学习兰学，通过荷兰文掌握西方文化。观光1859年开港的横滨，发现荷兰语不通，转而苦学已称霸世界的英语。给军舰司令当随从，而不是做翻译，便避开英语尚浅的障碍，得以去美国大开眼界。他突然问，华盛顿的子孙如今怎么样，人家冷淡地说不知道，他觉得不可思议，因为脑袋里还装着日本的门阀观念。借助于英语汲取西方思想知识，用儒学教育训练出来的头脑把自己的人生体验加以思想化，落笔便写出“上天既不造人上人，也不造人下人”，直击门阀制度。人有贤愚之分是学与不学造成的，勤学而通达事物能大富大贵，这样的思想应该也取自中国长达千余年的科举，学而优则仕。体验具有一般性，思想便带有普遍性，人们很乐于接受。但人人平等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必须上学，倘若不学习，没学问，则难免受穷，只能当人下人。明治政府突然把阴历改为阳历，世上混乱，福泽撰写《改历辩》，替政府说话:“日本国中的人民怀疑改历的必是无学文盲的傻瓜，不怀疑的必是平生用心于学问的智者。”说到底，在福泽眼里，人并非平等。福泽的教化对于日本人形成近代世界观影响非常大。他们向来以教育程度高自傲，鄙视其他民族，根子也就在这里。
对于明治维新大有人反对，尤其在那些几乎被抛弃的边鄙之地。福泽家乡就有人认为，当权者净是把灵魂出卖给外国的实学派，只是使一部分人富起来，平民生活没变好，福泽更是个里通外国的国贼。趁他回乡之际，一个远亲而近邻的人策动暗杀他，但两次三番都未得下手。福泽彻头彻尾地崇拜西方，主张全盘西化，亦即近代化。美国用炮舰敲开日本封闭二百年的国门，这是干了一件大好事，但福泽也别有爱国心。《劝学书》中写道:“如果国家受到侮辱，全日本的人民都应该舍命抵抗，这样才不至于失去国家威信，才能争取到一国的自由独立。”或许是眼见大清帝国在鸦片战争中一败涂地，从而产生爱国心。他在《文明论概略》中说过，报国心与偏颇心，名异而实同。福泽的爱国之心偏颇在脱亚。既要脱之，必先诬之，他1882年创办的《时事新报》肆意贬损亚洲，煽动向朝鲜出兵、对中国开战的民族情绪。常有人说，日本人骨子里瞧不起中国，这根骨子正是福泽带头给日本人换上的。归化日本的小泉八云曾写道:“新日本真正诞生的日子是使中国屈服的那一天。”那一天就是甲午战争打败了大清之日，日本从此才像是走出千百年中国文化的阴影而自立。福泽欢欣之余，似乎也看见启蒙所种下的恶果，1897年给弟子写信，言道:“看世上该忧患的事情很不少，近来国人过分热衷于外战，终将不堪收拾。”当时自由民权派批判福泽谕吉撒谎吹牛，由外交官转身为基督教牧师的吉冈弘毅更明确说他是“图谋使我日本帝国变为强盗国之人”，“结怨四邻，受万国憎恶，必给将来留下不可挽救的灾祸”。
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荀子著有《劝学》。1898年张之洞也写《劝学篇》，虽然与福泽谕吉著书前后相差二十年，但所处国情不同，出发点也完全不一样。张之洞力挽的是垂死的旧体制。福泽成长在维新前，未从事维新的政治运动，活跃在维新后。天皇复辟，却是个十几岁的孩子，维新并非他一声号令，而是政变上台的新政府挟天皇以推行天下。福泽在1898年脱稿的《福翁自传》中写道:“中国的问题首先在于根绝老大政府，否则，政府即便出什么样的了不起人物，出一百个李鸿章也毫无用处。刷新人心，使国家文明，恐怕除了试以搞垮中央政府，别无妙策。”福泽谕吉认为王制也好，共和制也好，任何制度都各有长短，没有绝对理想的制度，目的只在于实现文明，不同的政治制度不过是为达成这一目的的手段不同。他也读四书五经，但唐装也好，西装也好，反正都是拿来的，穿脱自如，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中国人岂能随意做得到。却也正因为如此，日本又宿命地走进西方文化的阴影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