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们制订了计划，决定用大炮从正面攻击村庄，而机关枪则从两翼的有利位置辅助攻击。然后，我们开始进攻了。我们并没有遭到敌军的火力攻击，这一点令人吃惊，但我后来一想，也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进攻计划奏效了。我已经准备好最后的一击了。突然，一辆英国装甲车出现在了我们的视线里。我想，一定是德军俘虏了这辆英国装甲车，然后他们就把这辆车开来使用了。于是，我叫来了一个拿反坦克枪的士兵，并对他说：“注意安全，瞄准那辆装甲车，我一下令你就开枪。”那辆装甲车越开越近了，我能看见装甲车里面有一个戴头盔的英国士兵。他慢慢站了起来，一边挥手一边朝我们走了过来。我想，德国人肯定不会这么做的……这个人其实是苏格兰皇家军团的马尼上校。他对我们大喊道：“你们到底在做什么？”我回答说：“我们正在夺回这个村庄。”他说：“你们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我正在和法军的旅长一起，享受我战争开始以来最丰盛的一顿饭。突然，你们的炮弹就飞过来了，屋顶被炸开了花，美餐也毁于一旦了。你们最好回去弄清楚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离我远点！”
第二天清晨，我们回到营队，并向长官报告了此事。其实一切都是指挥官自己想象出来的，他太紧张了。德军并没有过河，但是他却坚信德军已经占领了村庄，所以就让我们去把村庄夺回来。我很为指挥官感到悲伤，他以前是一个很开朗的人。在和平时期，我就是在他的手下服役，他是我见过的最好的长官。他是一名很优秀的军官，因为他很敏感，所以他明白士兵们的感受。但是，他的敏感却没有让他经受住严酷战争的考验，最后他崩溃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因为炮弹休克症离开了战场，但是他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二战”后期，他一直在后方从事训练工作。他做了很多不同的工作，但是他再也不是从前那个开朗的长官了。我的意思是，他知道自己让所有人都失望了，这让他的良心很不安。“二战”结束后不久，他就去世了。
乔治·兰伯特士兵（达汉姆轻步兵团第9营）
一个通信员在路边被迫击炮炸死了，我是安葬他的人之一，这就是我经历的战争的洗礼。在你还没有习惯时，这真的不是一件美差。可是，我们不得不将这名士兵安葬了，中士取下了他的标牌。长官走过来说：“给你们一杯朗姆酒吧，但是你们不要指望每次都有这个。”于是，我意识到埋葬士兵的差事还会经常有，我觉得有一点恶心。
大卫·艾洛特士兵（皇家陆军医疗部队第141野战急救部队）
我记得我们救治过一个很特别的士兵。他的个子很高大，肩膀宽得都超过了担架的宽度。他被机关枪打中了腹部，手臂也受了很严重的伤。当我们把绷带拆开的时候，我们发现他的手臂几乎要从肩膀上掉下来了，胳膊上的骨头都露出来了。他已经失去了意识。我和另一个下士感到很无助，因为没有医生跟着我们。我们发出了急救信号，一位年轻的医生来了，他不是我们熟悉的医生，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他检查了伤口，然后说这只手臂废了。但是由于我们没有任何的消毒工具，所以他拒绝把手臂拿掉。我打开工具箱，拿出了一把剪子，把那只手臂剪掉了。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随后，我给他包扎了一下。晚上，我把那只手臂扔到战壕里去了，那只手臂很沉……我想那个可怜的人肯定已经离开人世了，在救护车来带他走的时候，他就已经奄奄一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