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小说写的是从1976年毛泽东逝世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间，一些人的欢笑、泪水、梦幻与孤独。这跌宕起伏的三十多年是小说的天然宝藏，倘若白白放过，只顾写些无聊事，就未免太迟钝了。可在另一方面，我又不太关心时代。关于严肃文学，我听过的最好的定义是，它试图通过一个人的故事，令古往今来所有人的故事浮现纸面。人生不过轻烟一抹，繁花一季，其本质却令人着迷；时代雷霆万钧，好作家却不大看得上眼。钟鸣鼎食之家，珠玉珊瑚，琳琅夺目，大时代好比如此；志趣不凡之人视若无睹，顾自赏西岭之雪，杰出的文艺作品亦好比如是。无论如何，好小说家便是比别人更是小说家的人，“写得好”才是高远无极的志向。
在职业生涯中我绕了好大的圈子，如今才开始出版小说，若问何故，便是“陌上少年来自迟”。我是个百分百的小说家，可是命运自有时间表，恰似夜宴早不了。写作颇具艺术性的小说的念头，日复一日，对我来说颇为妖魅，似歌声在耳畔昼夜不歇。可我迟迟不曾动笔，直到一年多以前，我比过去更强烈地意识到，倘若不是作为一个作家死去，我的一生将毫无意义。
对于有志于成为作家、画家一类的人来说，这种经历并无新意可言。时间或长或短的迷途难返，几乎是一种制式经验。可是终有一天，他将作为一个真正的生命醒来。于是一切又要回到那个古老的问题：我们为何要一再重复往昔的人生？以及当我们回忆往事，为何总是这般怅然？这正是小说擅长回应的。“只是当时已惘然”，是一个人的故事，也是古往今来所有人的故事。
多年以来，一个画面在我的头脑中萦绕不去：一个读高一的男孩背靠在铁路桥上的栏杆上，火车驶近，桥面隐约震颤起来。那段时间他对这种震颤着迷，总去那桥上。他长什么样？我不太关心。但我知道他对这个世界不习惯，茫然，想走，无处去。我还知道，有朝一日他会成为我的小说的主人公。支配他的不是荷尔蒙，而是无休无止的心灵漫游。他不是媚俗头脑的产物，并非那种只顾着性萌动，又将之混同于诗的家伙。我宁愿他很聪明、自尊，所做的一切皆出于对自己已来到世间这一事实的震惊。他是一个少年，忍受着来自生命深处的折磨，比一生中的任何时候都更不快乐，可是当时光消逝，回首往事，如果可能，他愿意永远是那个少年。
第一次尝试把上述画面写成一个故事时，我26岁，试图像鸭子甩掉水珠那样甩掉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写一部更古典的作品。那时我命名它为《四季》，想它有那种匀称、恬静、沉思与灵光的美感，就像普桑和巴赫。很显然，这太难了。写到半途，我不得不停下来去工作。
此后多年，这小说成了我的负担和魔咒。我解释不了为什么如果我不写完它，就没办法开始写下一部小说，尽管世易时移，我已经有了很多更好、更酷的主意。我困在了这部小说的茧中。
一年多以前我再次开始写它，新的篇章在小说中也在我自己的人生中开始。“形式美学”的束缚已经松动，虽然我仍旧贪图某种程度的古典之美。我给了自己自由，如果想写一个六公里长的段落，那么就写一个六公里长的段落——虽然真正写出的最多只有二十几行而已。我也字斟句酌，反复修改，直到句子淙淙作响。书中写到的正是我们所在的世界，其本质是普遍性的悲剧，一切不可宽恕，一切又预先被历史谅解。我想书中的大多数人缺乏心气，可是仍有一些小人物想要真正地活上一回。我描摹主人公的“内心之城”，也尽力搜寻失去的时光。正如每个有志于写作的人都知道的那样，一旦形诸文字，我们度过的时光便不会白白消逝。若说这小说有什么怀抱与野心，亦无非通过一段喑哑的岁月，令古往今来的岁月浮现纸面。
宗白华先生曾在文章中提到过一句诗：华灯一城梦，明月百年心。16岁时，我曾把它改两字当作座右铭：华章一世梦，明月百年心。我正是默念着它度过了漫漫时光。如今，我写完了这部小说，不暇停留，又去往未来。如果文学是一座雪山，多少人曾眺望着雪线幻想功名。我却想那是我的栖身之所。在朝生暮死之间，你曾怀着至深的恐惧与骄傲，写下平生意气，而不介意它是否不朽于后世。在我眼见的一切事物当中，没有比这更风雅、更激动人心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