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差不多和勒庞属于同一个时代，他的《群众心理》13(MassPsychology)是对俄国革命、奥地利以及所有德语国家右翼势力的兴起的回应。和他文化方面为数众多的先辈，还有他美国和英国的同僚们一样，弗洛伊德见证了群体被富有魅力人物的领导的接受程度，如天主教神父、犹太教祭司、政客们，看作在容忍群体行为过程中的一个真实危险因素，也是他厌恶群体的关键原因。
一位年轻的奥地利人，阿道夫·希特勒便是勒庞著作最热切的仰慕者之一。他的自传《我的奋斗》(德语：MeinKampf)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勒庞的群体理论上。希特勒后来的公共关系权威，约瑟夫·戈培尔在纳粹党会议的结构和内容设计上大量采用了勒庞的思想(根据1927年纽伦堡大集结14的奇怪记录)。通过政治宣传鼓动整个国家并形成一致的方法来源于勒庞的思想。情感、重复、相互催眠和匿名面具的方式，在煽动人群的过程中都起了作用。甚至是夜晚的选择——还有闪烁的手电筒——似乎都是计划的一部分。苏联后来也采取了同样的手段。
现代公共关系的成立者爱德华·伯内斯(其实是弗洛伊德的亲戚)在他的经典研究著作《透视民意》(CrystallizingPublicOpinion)中,为商界把这些方式编纂成典。伯内斯愤世嫉俗地指出，虽然教育和宣传有着
社会和道德涵义，(它们)之间的唯一区别在于观点。对我们信仰的事物的倡导就是教育。对我们不信仰的事物的倡导就是宣传15。
群体行为即使以更虚弱的形式存在，也仍然是禁忌。对同辈压力和群体思维的现代观念要么在文化层面上受到了玷污(愚笨、弱势群体例如儿童和穷人，容易受到攻击，他们应该受到保护，要么简单地被视为道德失败的标志(巴特勒和美国国会在前往第二次海湾战争的征途中控诉英国和美国政府，还有他们的顾问的“群体思考”，遭到了媒体的鄙视)。
没有社会这种东西16
西方世界对人群的不信任并不稀奇。对那些能操纵人群的人们同样也不信任。而且，我们蔑视宣传活动，无论是政治性质的宣传(当我们觉察出)，还是商业性质的宣传(我们无法躲避)。
我们宁愿坚守自主个体、理性男女、个人美德的自由启蒙主义观，也坚守不愿将自己曝露于人群情感的蛮荒海浪。
对比之下，我们继续对个体投以越来越多的注意力，不仅是在我们建构社会的方式上，还有我们个体生活的指导方法上。我们着迷于个人权利，个人财富，还有个人幸福。这种意识形态的终极表述是玛格丽特·撒切尔的著名宣言，“没有社会这种东西，有的只是单个的男人，女人，还有家庭。
世界上其他人都错了吗？
你是怎么想的？记着勒庞、弗洛伊德、伯内斯都是我们西方文化的产物，而非什么可以信任的独立权威。无法否认，对人类的“我们”观在西方世界之外已经获得了大量的支持者。对于人性和人类行为的总体概念，可能是他们都错了，而我们完全正确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