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对中国的印象
欧洲人有广泛的信息渠道来了解中国。中国文化的物质产品，如瓷器、家具、织物和其他手工制品，广泛流通。传教士和旅行者以文字和图片展示他们对中国的亲身体验，尽管很多图像在传播过程中被曲解和过滤。例如，17世纪人们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信息来源是1667年出版的《中国图志》（China Illustrata），由德国耶稣会学者阿塔纳修斯·基尔谢（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编辑。他根据利玛窦等人的报告以及耶稣会传教士送回罗马的相关书籍图像资料编撰，而非亲身体验。因此，他的叙述都是二手材料的汇编，由于当地画师的绘制手法不同，插图在从原版到转刻的过程中被改变。一组线描宗教图像保留了大部分原初意象，建筑的描绘也提供了关于中国建筑的有用信息。然而，大部分插图的服装和室内细节具有明显的欧洲风格，许多插图根据文献或口述想象画成。基尔谢绘制的利玛窦与徐光启（利玛窦在中国的皈依者和得力助手）的肖像版画传达了中欧之间复杂的交互关系（图9-45）。这两个人物的高贵举止甚至服饰都极为相似。耶稣会士在中国的成功部分归因于他们的渊博学识和执着坚毅，这使他们与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境界一致。反过来，中国在欧洲获得的好评也部分源于对中国士大夫的智慧和严谨的推崇。墙上有一面圣母子画框、一幅中国古体书法，以及两人名字的中文和拉丁文对照。将基督教和科学文献翻译成中文，再将中国的历史和道德典籍翻译成拉丁文，是传教士的主要工作之一。墙上的圣母子图让人想起利玛窦带到中国的宗教绘画，通过明暗法画出面部特征逼真的立体感，令中国观众印象深刻。
其他有影响力的关于中国的早期文献资料包括荷兰作家约翰·纽荷芙（Johan Nieuhoff）1673年出版的《东印度公司使节团访华纪实》（An Embassy to the Emperor of China），此书根据他1635年在中国的见闻而作，包括中国城市和佛塔的版画插图。对于18世纪的欧洲人来说，最重要的信息来源是杜赫德（J。 B。 du Halde）神父1735年完成的百科全书式的《中华帝国通志》（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此书是他根据赴华耶稣会士的信件和报告汇编而成，涉及地理、历史、政治和风俗，还翻译了一些古典哲学、诗歌、小说和戏剧的节选。文选成为欧洲人了解中国的另一个知识来源，伏尔泰和歌德等大文豪对书中收录的元代戏剧《赵氏孤儿》做了改编。｛21｝最后，作家和哲学家，如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1646-1716）、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伏尔泰（1694-1778）和克里斯汀·冯·沃尔夫（Wolff，1679-1754），在讨论政治哲学和治国之道时提出自己对中国的理解。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晚期的大多数时间里，欧洲启蒙思想家非常推崇中国，在社会生活、道德和政治领域将其作为当时欧洲的楷模。中国被许多人描绘成一个哲学家的国度，由依据美德而非血统遴选的学者来治理，实行宗教宽容，公共秩序安定，经济繁荣以农业为基础，一切都处于似乎遵循自然法则的开明专制的治理下。
这些对中国的印象中掺入了很多理想化色彩和欧洲的观念，其失实的一面受到当时怀有不同动机的欧洲作家批评。当然，这些陈述也建立在一定事实基础上。实际上，多数欧洲人对中国的印象是事实、幻想和虚构的混合，从哲学着作、小说、游记到绘画插图都是如此。即便是进口工艺品中呈现的中国文化的直接物质踪迹也与中国生产的、适应欧洲人品味的各种进口物品，或与欧洲的模仿、奇异的中国风产物混杂在一起。当然，融合了具体材料、间接报告、愿望、怀旧和幻想的中国形象一直延续至今。
中国风作为一种欧洲风格，糅合了奇异、含混的东亚和南亚的题材和媒介，常被视为虚幻不实、无足轻重而遭到摒弃。但人们还是对这种风格倾注了大量兴趣和资源。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风成为陶瓷、纺织、漆器、家具、室内装饰、园林设计、金属制品、挂毯和绘画艺术领域的重要潮流。由于中国风紧密地从属于欧洲艺术史，所以并不作为本书的重点。然而，我们应该注意到弗朗索瓦·布歇（Fran？觭ois Boucher）和乔瓦尼·巴蒂斯塔·提耶波罗（Giovanni Battista Tiepelo）等重要艺术家对中国风潮流的参与，以及中国风在中国和欧洲衍生出前所未有的艺术模式的潜力。例如瓷器室，源于德语Porzellanzimmer，17世纪末-18世纪末在欧洲广泛流行，体现了欧洲人对瓷器的狂热及对其生产秘密的迷恋。欧洲皇宫室内装饰用到的瓷器可能来自代尔夫特（Delft）荷兰瓷窑或其他地方生产的仿中国青花瓷。在很多情况下，艺术家在设计中加入了大量中国陶瓷，以彰显主顾的财富和收藏水平。一个着名的例子是里斯本桑托斯宫收藏中的卧室，其四角攒尖天顶由260件瓷器装饰，主要是明代青花瓷（图9-46）。房间的装潢在其隶属于兰开斯特斯（Lancasters）家族一位贵族的时候（1664-1687）进行。许多瓷器可以追溯到16世纪，包括4个置于天顶各坡面中央的大盘子，制造于约1500年。这些瓷器反映了兰开斯特斯家族及宫殿的前任主人几代人收藏活动的成果。前任主人多恩·曼努埃尔一世（Don Manuel I），1495-1521年为葡萄牙国王，资助了试图抵达中国的航海远征，对中国的一切都非常好奇。这些瓷器通常被认为是宴会上使用的奢侈品，作为建筑装饰创造了近乎令人目眩的纷繁效果，见证了收藏家的荣耀和17世纪中国瓷器在欧洲的地位。建筑体量和四棱锥形天顶的布置将房间变成了一个向瓷器和其他中国物品致敬的神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