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协议以后，为解决累积债务问题而实施债务战略，根据经济指标进行政策协助，卢浮宫协议推出了汇率目标区的主张。为寻找回美国经济的辉煌，贝克不断打出连环炮的同时，也试图由美国来主导，重新组织起世界经济的运行。而他最大的靶子，就是兴起的经济大国日本。
金融市场成了主战场，大藏省的事务官员也急忙建立起和美国的交涉体制。因为在美国政府内，财政部的立场强硬，地位巩固，所以强化和财政部的关系，大藏省也能变得强大——这就是“大藏省财政部组合论”。大场智满财务官和驻美公使内海孚都是这么想的。
当时和现在不一样，还没有互联网等先进的通信工具，驻华盛顿公使负责交涉的窗口以及信息的传送，地位非常重要。在日美间日元美元协议和广场协议的起草过程中，美国方面把重要意见内容告诉驻在公使，也从驻在公使处得到日本方面的反应和建议。藏相和财政部长也通过公使相互往来亲笔书信，对双方的协议内容进行推敲。
那个时候，还是应该注意副部长斯普林克尔、副部长助理马尔福德等财政部官员所建立的直接对话窗口。从官员的级别上看，财政部的要员会见日本的公使，交换意见，其背景就是日本经济的兴起。现在，随着中国的兴起，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亲自出马，频频访问北京，在日本人看来，这样辛勤的身影似曾相识。
日本货币管理部门的官员和美国同行建立起个人之间的信赖关系。作为历任的财务官，大场和行天、内海等同马尔福德、达拉拉等谈判对手就是这样做的。在日本经济蒸蒸日上的时代，这样的交往渠道起到了热线的作用。
美国重视日本牌，是1980年代货币外交的重要特征。1971年尼克松冲击是美国发表单方面的通告，而决定日元升值的史密森协议 事实上是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协议。与此相对，1985年的广场协议美国首先鼓动的是日本，而竹下和大场作出了回应，广场协议战略开始启动。
贯穿于整个1980年代的美国贸易赤字以及日本贸易盈余成了一个问题，而美国在广场战略的准备阶段则谨慎地避免只把日本一个国家放到被告席上。贝克先着手和欧洲进行交涉，然后推行经济政策使日元升值，整个日本为之震动，真是高超的外交手段。
根据以上各点，让我们总结一下广场战略。
马尔福德和大场开始进行广场协议的磋商，1985年7月23日在巴黎的罗万塞尔蒙索酒店展开会谈，美国方面在会谈前展示的议题中有“（政策协议）制度化”字样。
达拉拉向日本方面做出了说明：“我们的会谈目标是，要比G5财政部长会议更频繁，注目于更重要的经济问题。”
G5会议是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不公开地交换意见的场所，贝克认为，“只是单纯的聚会没有什么意义”。马尔福德则主张“如果日美之间就一揽子政策达成一致，就立刻扩大到G5的范围”。他们开始了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