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缘簿事件、内需的发现、泡沫(5)

1986、1987年的财政状况,稳定的赤字状态更甚于现在。在那种情况下发动景气政策的时候,当然要尽量压缩“淡水部分”,而且要在有效果的政策上动脑筋,甚至可以说,这是对纳税人的义务。这样的主张美国也提过多次。

围绕着我国扩大内需的政策,日方在1987年5月的紧急经济政策中,慷慨地端出“事业规模达到6兆日元”的大盘子以后,日美之间的相互争斗终于偃旗息鼓了。坊间传说这个政策是高级别的政治决策,在华盛顿履职的我对此几乎没有印象。但是,关于日元美元的汇率,在美国的工作中还存在一个高潮,就是1987年10月“黑色星期一”三个月以后的美元暴跌。10月19日那一周,我到纽约去参加金融机构代表的例会,纽约联邦银行行长克里甘事前要求约见我。因为他说在21日早些时候时间方便,我担心交通堵塞就乘坐地铁在8点之前赶到了。他或许是根本不休息,眼睛充血,表情兴奋,在大约20分钟的时间里,作为给主要银行提供流动性资金的前线指挥,他淡淡地告诉我,金融体系的危险已经越过了难点,只是债券等其他金融市场、外汇市场仍然持续混乱,不能放松监视。

我记得那天晚上我从旅馆给银行科信托业务负责人中井省挂电话,说明了纽约的紧张形势。因为美元有暴跌的可能,委托他斟酌一下长期优惠贷款利率的上调能否延期。黑色星期一之后的好几天,因为特殊原因美元价格一直在上升,中井可能以为这是一个小恐慌,结果没有去认真对待。后来接近年末的时候,美元急剧下落到121日元附近。这时的问题就不只是日元升值了,美元的全面贬值也令美国货币当局胆寒。更详细的内容我不了解,但从年末到第二年年初的时候,美元又很快回到了128日元的水平。

在这个过程中,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发达国家都在为美元托市,而这时日本是有短期外资引进限额限制的。虽然当时短期外资引进限额已经是“死去的”规定,但不能否定这次干预极为反常。美国如果陷入了困境往往不择手段,但反过来其他国家有了麻烦请求协助时美国总是充耳不闻。

众所周知,我在美国任职的时候,日本经济在1986年11月触底,然后开始了缓慢的恢复。但是日元升值恐怖症仍在经济界蔓延,前面谈到的春日议员的“化缘簿”事件真实地体现了当时的气氛,直到1987年上半年才走出一片漆黑,所谓切身感受到经济的恢复。到1987年秋天,终于实际感受到经济的复苏,日本企业家也慢慢找回了自信,而华盛顿对这种变化的认识还是存在着时差。到1987年年末的时候,日元美元的比价才到了顶峰。我想日元升值恐怖症并不是那么轻易就能治愈的。

实际上,日本1988年度的财政预算案仍然坚持扩大内需,为了向美国当局直接说明这一点,年初的时候英语精湛的主计官竹岛一彦受命来到华盛顿。因为政府的预算案一旦决定下来,主计局的官员就要分头向在野党和经济界等巡回说明预算的特色,这已经是多年形成的习惯了。难道美国政府也进入了需要事先进行斡旋的名单?我认为有点过分了,但大藏省总是把修正日元升值和扩大内需对立起来,当时这是重要的政策课题。

华盛顿感到日本经济真的在向好已经是1988年春天了。我现在想起那一幕仍然感到意外,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好像是在5月份,日本青年企业家调查团经过纽约来到华盛顿,在大使官邸举办了晚餐会,我也在场。大部分企业家的意见是,日本的经济已经安全了,其中一个人表现得最为强硬,也可能是旅途疲劳喝醉了酒的缘故,在发表热情洋溢的感想时说,“美国已经没有可供学习的东西了,日本在一切方面都很先进。”虽然他不是春日议员选区的人,但距离“化缘簿事件”不过是一年多时间,形势就发生了如此变化,令人哑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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