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自由汇率制度形成以来，1986年3月17日日元达到了最高值。为防止日元继续升值，日本开始实施干预，卖出日元。里根政府对此感到不快。4月3日，USTR代表尤特对“汇率应该听凭于实际状况”的主张表示赞赏以后，又批判说，“我对日本银行最近以买入美元的形式所进行的干预感到惊讶”。
内海反驳说，“4月1日的汇率市场非常神经质，我们只是对瞬间2日元以上的波动采取对应手段，是对基本的‘无秩序（disorderly）’的东西所进行的干预。”日美两国的分歧是明显的。
1986年4月8日，在华盛顿召开了G5会议，竹下和贝克进行了日美财政部长会谈，4月12～13日又举行了日美首脑会谈，到5月4～6日东京峰会（发达国家首脑会谈）的时候，日本为防止日元升值所做的一切努力均以徒劳而告终。5月12日，日元突破了1美元兑换160日元大关，第二天，即5月13日，贝克部长发表谈话，认为“美元与日元的关系已经进行了充分调整，不会继续压低美元了”。
日元升值总算可以休息一下了。
贝克的发言可以说是为日本7月的二次选举所做的政治支援。二次选举自民党取得了压倒性胜利。而进入10月，与美国的中期选举相呼应，美国方面再次推动日元升值。这是贝克风格 “欠债还钱” 的谈判术在外汇市场上穿插使用。日本陷入了日元升值综合症的状态，防止日元升值成为经济政策的第一要务。
“现在难道不应该直接召开G5会议，联合干预日元的升值吗？”就任藏相不久的宫泽为抑制日元升值下定了决心。但是，可能为阻止日元升值而召开G5会议吗？
内海回答：“广场协议的时候，大家为修正美元升值取得了一致意见，现在，日元升值也到了这种剧烈的程度，但很遗憾，各国现在还没有立即出手的意向。”所以，“召开G5来阻止日元升值是不可能的”。
宫泽不服气，“那么，你认为怎么办才好？”宫泽自己回忆当时的心情，“日元如果上升，我们一天投入3000亿日元买入美元，但第二天，美元的价格又落回来了。当时的心情真是悲惨，我这是在做什么呢？”（《我的履历书》，《日本经济新闻》2006年4月连载）
内海为宫泽列举了三种对策。
第一，灵活运用机构投资者等民间资金。“日本的机构投资者，包括人寿保险公司，还有信托银行等，将日元兑换成美元购买美国国债时存在限制。我们可以对这些限制进行处理，因为日美间存在利率差，他们会根据自己的判断，果断买进美元”。内海后来套用中曾根的“民活（民间活力）”的言辞，将这个主张用“民活干预”来表达。
第二，促进着眼于利率差的个人对外投资。
第三，强化和美国财政部的合作关系。“美元暴跌也决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有必要巧妙利用这一点，建立和美国的合作关系。因为我们不能让美国看出我们的心虚，所以需要在对手也很困扰的地方巧妙地寻求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