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期间，越南也不太平，很多美国的穷人，年纪轻轻，无论肤色如何，都被送上战场，而且数量与日俱增。走的时候，年轻力壮，而回来的时候，或者只剩一堆尸骸，或者成为瘾君子，或者精神出现问题。拳王阿里早在没改名之前，还是叫卡休斯·克莱的时候，就曾一度是我的偶像，后来他打败了桑尼·里斯顿，一举成名。但阿里拒绝参军入伍，因为他认为：“我才不会和越共过不去，他们从来没叫我是什么‘黑鬼’，也没侮辱过我什么。”阿里从此在我心目中无比高大，甚至可以取代父亲的形象。
我很多思想的转型也是在这一时期，数千万美国民众，无论背景出身如何，都在经历了1968年4月4日那一夜之后，思想发生了转变。从户外的游行队伍中回到圣博尼费斯教堂之后，我和两个铁哥儿们加文和祖鲁饥肠辘辘地坐在会议室中，正当我们大嚼特嚼多纳圈、冷切肉、薯条的时候，有色人种民促会中一个西装革履的家伙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路德·金中弹了！”
接下来就是一片混乱，大家吵吵嚷嚷，都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人打开收音机，有的看电视新闻，我们断断续续听到田纳西州孟斐斯清洁工罢工，路德·金前去支援，结果在入住的汽车旅馆的阳台遇刺。突然传来一个声音：“他死了，他们要了他的命。”
突然人群一片寂静，鸦雀无声，震惊之余，无法相信。顷刻间，一个生命就此消逝。接下来，是无比的悲痛和愤怒，充斥了整个房间，我也顿时受到感染，和大家一道涌上街头，把手里能够得到的东西，一通乱砸。到处是疯狂、愤怒和恐怖。仿佛那一夜骚乱积压下来的情绪顷刻间激增了无数倍，即便如此，从言辞激烈到白人区的天下大乱不久都销声匿迹了。
随着肯尼迪1968年的遇刺，不过几个月的光景，民权、反战、妇女解放、性解放，甚至在文化和音乐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陈旧观念土崩瓦解，人民的力量势不可挡。我们相信最终会战胜困难，人民会取得最终胜利，但是斗争的过程却要非常漫长，远比预想的要艰辛得多。
书本总是我力量的源泉，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我如饥似渴地阅读手边能找到的黑人的历史，妈妈从来不会阻挠我读书，只是我把拉普·布朗的《黑鬼去死》和埃尔德里奇·克利弗《冰上灵魂》这种书带回家的时候，她会稍稍提醒我注意一下。她也支持反战运动，甚至我们穿着印有标榜黑人身份和荣誉感的大背心，她都可以接受，上面印着什么“灵歌老大”、“黑人力量”、“胜利在于坚持”，甚至再出格一点她都可以，妈妈本人还穿着印有“灵歌大姐大”字样的大衫给我洗衣服。但原则是我不可以太过火或者出格，时不时她会警告我：“孩子，若想变成拉普·布朗第二，你就别来见我。”
有时，我读书并非自己过于激进，不过是出于了解的目的，想在了解之后再判断取舍，每当这时，她就会有点担心，“你才不会相信这些东西，对吧？”
当然，我会让她放宽心，自己不会相信这些，也不会变得动辄大打出手，用武力解决问题。
妈妈也知道有很多东西对我会产生影响，其中最大的就莫过于音乐。后来，我才意识到自己有多么幸运，居然和20世纪60年代这么多伟大的音乐巨擘经历了相同的时代，这些名字不胜枚举，詹姆斯·布朗、鲍勃·迪伦、披头士、滚石、马文盖、史提夫·汪达、诱惑乐队、吉米·亨德里克斯、斯莱·斯通，当然还有迈尔·戴维斯，一曲《即兴精酿》横扫20世纪60年代乐坛，时至今日，这首曲子仍是20世纪的经典名曲，其重要意义不亚于爵士乐本身。对于我而言，似乎是戴维斯把所有这些历史、政治、社会、种族、音乐等方面的东西一古脑地灌输给我，其中有夹杂着情绪的起伏、希望与失望、快乐和伤感、大喜和大悲，所有这些混合在一起，便是那个时代真实的情感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