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湖边到家我们整整走了一个半小时，但是雨在半路就停了。一路上听姐姐讲故事，说这说那，让这段路好走了很多。我们到家的时候，家里空无一人，我还是从送牛奶的小门那里使劲钻进屋的。
就是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我和姐姐两人相依为命，彼此给对方打气，彼此抱怨，不管怎样，这都可以让我们分散注意，不去想那些困扰我们的麻烦，因为这些事情太痛苦，我们根本不愿去提及。现在妈妈走了，姐姐也不在我的左右，我无法想象还有谁能填补这样的空白。
但是正如俗语所讲的那样，上天不会扔下任何一个人不管的。 也就是眨眼的工夫，母亲的三兄弟相继出现，轮番填补着我身边的空白，他们充当着父亲的角色、同时也是师长、玩伴、传道士，他们风格各异，方法不同，但对我这个没爹没妈也没有姐姐陪伴的小孩而言，这已经是无尽的解脱。特别是当我开始为自己难过的时候，有他们就会让我深深感到作为加德纳家的一员，我是多么的幸运。
每当我去看望阿奇舅舅，或是就住在那儿的时候，我就又一次意识到勤奋工作、目标明确、专注和自学的重要意义。阿奇舅舅本来是工会的普通一员，后来他一直晋升为工会主席，这与他的博览群书、努力学习，以及熟悉社区工作等是离不开的。
然后就是威利舅舅，他是个很有意思的人，本是个平淡无奇的下午，可是有了他就完全不一样了，他能想出很多好玩的事情，比如国际间谍和充满阴谋诡计的大冒险。自从他从朝鲜战场回来，听说威利舅舅的精神状态就不乐观。这不过是种委婉说法，意思是说他患上了精神疾病，我们这个大家族里是有些人在受着这种疾病的困扰的。结果，大多数人因为无法承受高昂的医疗费用，他们往往会去找舞蛇者，而不是去找精神病医师。这在当时并不鲜见。
称某人是个疯子，也是一种委婉说法，这实际是在否认这人存在严重的问题，从而使得这种情况不能得到有效控制。比如弗莱迪就是这样，他很可能患上了躁郁症或边缘型人格障碍症，酗酒让病情愈发恶化。可不管他怎么闹，人们总会说：“那黑鬼就是个疯子，他就是疯了。”没人想过他是不是需要接受治疗。对于很多人而言，说这人疯了本身就已经是解决办法。提到弗莱迪，人们总是说：“没事，他就是喝多了，酒醒了就好了。吃点什么东西，别让酒精太刺激胃就没事了。”
实际上，威利舅舅被诊断为战争疲劳症或炮弹震惊，后来病情继续恶化，但他不会伤及别人。虽然我住在他家的时候，就已知道他的病情，但我觉得没什么不对劲，舅舅只是说自己是联邦调查局的人，直到今天他也还是这么说，但他所在的精神病疗养院里没有人试图更正他的说法。后来，在我头一次和他一起玩“完成任务”时，我自己也根本没想过要更正他的说法。那一次，我们头一次一起开车去完成任务，他开着自己货真价实的绿色漫步者，那车是20世纪60年代的款式，就在密尔沃基本地产的。我不由得仔细端详了舅舅威利酷酷的行头： 夹克衫、白衬衫、领带、领带别针、还有一顶带边草帽和遮阳。据他说，这套行头能帮他乔装改扮，便于打入敌人内部。但他只字不提这次到底是什么任务，突然他挺直了腰杆，只是说话却没有动嘴巴，仿佛是一个腹语者，这样就看不出来他是在冲我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