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屠”入川
两位省部级干部的互掐令朝廷十分为难。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端方指责四川总督赵尔丰“养痈成患，启侮酿衅”，造成四川的局面日益糜烂，甚至担心自己带兵入川后，赵尔丰可能会挑动川民捣鬼，为此，他特别先派遣郑孝胥入川探路。而赵尔丰也指责端方躲在后方瞎指挥，忽左忽右，令本身有转圜余地的工作日益被动。赵尔丰的胞兄、前任四川总督、现任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此时自然是悔青了肠子：本想让自己弟弟就近在仕途上再上一个台阶，然后平安退休，没想到把他推到了火坑里了。他此时无奈，只好多出主意，多想办法，寻找更多人一起分担。赵尔巽向朝廷建议，在目前局势下断不可再派与铁路有关的官员去，比如端方，去了无用，反而添乱，而应该另派“川人所信仰大员”，先把局势稳定下来。他没想到，这个金点子竟成了馊主意，宝贵的反应时间再度被官僚机器的超低效率磨损殆尽。
此时，端方在千呼万唤中带队出了武汉，却依然在湖北境内缓慢前进。盛宣怀终于无法忍耐，在9月13日致电赵尔巽与瑞澂，希望联衔会奏，改派岑春煊处理川乱，他认为岑春煊“其声威素着，或可闻风先解，其行亦必神速”。赵尔巽本是提议人，自然无话，而瑞澂也认为“川事非云老（岑春煊）不办”。 于是，又一个被“废物利用”的高官重新披挂起来，站到了铁路舞台上。盛宣怀、端方、岑春煊，这三个直接与铁路相关的高级干部居然都是刚刚被重新起用的。
岑春煊的官运是从慈禧太后在八国联军入侵后出逃开始的。岑春煊是第一个迎接到太后与皇帝车驾的地方官，随即被提拔为陕西巡抚，后出任山西巡抚。1902年，他调任广东，但未及上任，因四川总督被撤职改赴四川代理总督，一举扭转四川官场的颓风，赢得了“官屠”绰号，与“钱屠”张之洞、“民屠”袁世凯并称“清末三屠”。次年，岑春煊正式到广东就任两广总督，成为清末改革的弄潮儿。
9月18日岑春煊从上海发出了第一道给四川全省道府厅州县武营的命令，要求官员们对民众“不得妄加捕治”；“其因乱事拘拿在先者”，在地方安定之后，情节轻微的立即允许保释，情节严重的必须等他到后再行审判，“不得擅行杀戮”；如果“奉行不力，或贪功生事，一经觉察，立予严惩”。这一招根本就没有与工作在第一线的赵尔丰商量。各地电报局将电文直接送达州县政府，张榜公示，完全打乱了赵尔丰的此前部署，等于将前线将士及政府官员的手脚全部捆了起来。
随同这份命令的，还有岑春煊一份煽情的《告蜀中父老子弟书》，温情脉脉，娓娓道来，也要求各地政府立即张榜公示，务使全川家喻户晓。这份公开信满是老友重逢的温情。在公开信中，岑春煊与父老子弟相约，一切未决之事等他一到就“开诚布公，共筹所以维持挽救之策”。他还承诺“必当为民请命，决不妄杀一人”，并表示已经电令蜀中地方官吏“极力劝导，勿许生事邀功，以重累吾父老子弟”。 这封公开信同样也未经与赵尔丰的讨论，也未事先请示中央政府。两份公开文件等于在赵尔丰的背后狠狠捅了两刀，令局势更复杂。同日，岑春煊还接见了四川旅沪保路同志会的代表，向他们承诺将尽快释放被捕的众人。
岑春煊的行动令前方的赵尔丰及端方极为反感。《时报》分析说：“端午帅（端方）本与岑西林（岑春煊）有隙，此次岑奉旨会办川事，而旨中又撇去端不提，端更不免悻悻，益以岑公先期布颁告示，而释放蒲、邓，大有一切俟乃公来之意，端、赵皆为不平。闻赵日前有电奏到京，指斥西林专擅，词意极为愤懑，大致谓岑并非地方官，身未到川而已先期发寄告示，指授机宜，并不与督臣会办，其所措施，实与目下实情不合。”
首先反弹的是端方。9月19日，端方致电中央政府，认为既然将川事委托岑春煊，在岑到任前自己代理之事实在困难，“必然处处掣肘”，“为私计，只有力请辞让”，而为大局计则应该将川事全权交给自己处理，让岑春煊专门管理粤事。因为，广东虽然表面平静，但一贯是造反的源头，必须由岑春煊这样的重臣去坐镇。这一建议等于要求中央收回岑春煊的任命，而他则情愿将自己的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的权力分一半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