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产生于何处？风险来自于“超级能力”。
一、超越意识的能力
对于自生性和地生性风险而言，风险越来越受到人的意识影响。什么样的风险哲学遭遇什么样的风险。那些具有正确风险哲学思维的人，与“好风险”常常一见如故。具有良好风险哲学思维的人通过控制冲动和错误，形成适度的风险偏好，积累产生超群的风险承受能力，将风险控制在合理的边际范围之内。
无论社会、组织、个人欠缺风险哲学思维，都会助长风险超越意识的能力而引发风险。
在风险超越意识能力面前，有人称风险为“真实的虚拟”。因为，让人无法回避的是，风险文化观念、风险哲学的定义也是风险本身。
二、超越边际的能力
风险在一定限度之内被接受，这种限度可以用“安全阀”、“容忍度”来定义，表现为数量的限制、因素范围的界定和地域的圈定。一旦超越边际，“坏”风险的危害性原形毕露。
风险的威胁力量不在于单一风险本身，还在于风险的传染，关联风险成串堆积，形成“风险链”，引发连锁反应和危机。如同多米诺骨牌，你可能要花费几周甚至上月的时间推起的“长龙”，由于风险的存在，毁灭它却只要几分钟甚至几秒钟时间。风险不是孤立存在的，往往相伴而生，相互尾随，互为因果，并伺机转换。某一上市公司被监管部门审查的消息一经传出，股价便会立刻下跌；而一个简单的交易合同风险会变成市场风险，再进一步成为法律风险，引发财务风险。 风险是动态的，昨天的成功会导致今天的失败，而今天的机会也许正是明天的风险。
三、超前技术的能力
风险难测，并不表示人们只能在风险面前坐以待毙。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可以通过技术力量规避、控制风险。一些历史积累的风险评估、测量、防范和控制等风险管理方法与技术手段依旧有效。但是，作为手段，总有过时之处和失败之时。技术引领了社会的发展，却永远滞后于风险的新生。谁也不能运用在实验室中诞生的技术将现实风险一网打尽。同时，谁也不可能运用现实技术将新生的风险消灭殆尽。就像在互联网时代，已经没有人未受过病毒的干扰和袭击。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截止2004年病毒种类已经倍增达到10万级的数量，反病毒技术专家只能夜以继日地尾随着病毒而工作。在某一时刻，技术之于风险就像颜色之于盲人。风险技术的落后给风险施威创造了空间。因此， 一旦风险超前于技术，从技术手段的有效时效和有效范围中逃逸，风险将如脱缰的野马冲笼而去。
四、超常人为的能力
很多风险的创造者是“人”，“人为”创造了风险。那些能被人控制的自发性风险更是如此。随着时代的演进和工业文明主导地位的强化，与“人为”风险相关的自然性风险，如灾害、环境污染等天生性风险的始作俑者，归根结底还是“人”。一个人过失杀人去坐牢可能只因为一句不当的争吵，GDP猛涨，自然环境却日趋恶化，“人”是风险的受害者，也是某些风险的施害者，人类通过自身行为直接产生的人为性风险以及在超常行为之下间接产生的非人为性风险都使人沦为“坏风险”的帮凶。风险的这一特征决定了风险管理同样要坚持“以人为本”、“从人入手”的原则。
五、超级民主的能力
没有什么比风险更讲民主。风险面前人人平等。一旦风险兑现，“坏”风险升级演变为危机，相关利益人都是受害人，难有尊卑贵贱、贫富高低之分。禽流感不会因为天鹅清高而远离天鹅湖；SARS病毒更不会自动躲避市长官员；火情之下比尔?盖茨也要逃生；石油价格突变，不可能只发生在自己身上，竞争对手同样受累，风险波及了全行业；在一个法制国家，更不能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殊公民，任何企业都要经受同一法制环境的考验。
可见，管理风险，应从“人”做起。管理好了“人”，也就管理好了风险。树立危机意识和长远利益发展观，接受法制约束，创造性地使用和发展技术，规范运作，科学行事，防止产生自掘陷阱、自造风险、自毁长城的超常行为。这依赖于健康的风险哲学和风险管理能力的支持。否则，社会、组织及个人只能接受风险的民主政策，成为拥有超级民主“风险王国”的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