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广义训诂学，就是解释学。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传统解释学非常发达，远非西方文艺复兴以前可比。近百年来，中国解释学有了新发展，显示出许多新特点，其中最主要之点就是通过解释“融西入中”，实现中西会通。具体操作法有三：一是用西方先进的科学的方法重新解释中国经典，如胡适在20世纪20年代所提倡的；二是用西方的新视角发现中国传统中潜在的与西方共有的特质；三是通过解释揭示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互补互济。这种以“中外会通”为目标的释古学可以称为现代释古学。
20世纪释古学大体都能综合汉宋，既重严格考证，又能微言大义，但指导思想和学风之侧重不同又可概分为：古典派、浪漫派和马克思主义学派。古典派严守儒学要义，在选择西方思想时也要重理性、重古典，在学风上谨严而不免拘囿，如钱穆及当代新儒家；浪漫派多少带有非儒或贬儒倾向，在选择西方思想时有一定的非理性主义倾向，阐释本文时主观色彩较浓，本人常带诗人的艺术气质，学风开阔而有时流于空疏，如康有为、胡适、顾颉刚、闻一多等；冯友兰、朱自清将古典派与浪漫派分别以“京派”、“海派”指称，并力求兼取两派之长。在兼取二者之长方面最为出色的是陈寅恪和钱钟书。
马克思主义的释古学在继承传统训诂的同时，强调辩证的、历史的方法，注重将其置于当时当地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下予以重新考察，20世纪从40年代后期起到全国解放后，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钱钟书于1978年在意大利的一次演说中指出，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应用，使学术研究“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改变了那种拘囿于繁琐考据的“可怜的、缺乏思想的状态”(参见《钱钟书研究》第一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4~8页)。
在现代释古学家中，毛泽东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对象。他思想开阔、具有较强的浪漫气质，常能化腐朽为神奇。例如：“实事求是”一语，原见于《汉书》中“河间献王刘德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颜师古注：“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毛泽东将其解释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759页)这一解释既没有违背原有之意又作了革命性的发挥，融入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精髓，从而使这句一千多年的老话获得新生，成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最好概括。
50年代初，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对《红楼梦研究》及胡适思想的批判，不啻是对传统考据学的重大打击，随后开出的释古与社会政治、经济相结合的路子拓宽了解释学，赋予了经典文本以新意。50年代对众多古本校点也是荫及子孙、功不可没的。但媳妇很快变成婆婆，从政治、经济观点上解释文本成了不可违犯的天条。经典终于失贞，堕落为政治的婢女。实用主义又从防空洞里跑出来并同“四人帮”的反动政治结合演出了“评法批儒”的丑剧，毛泽东对《水浒》的评点竟成为一次新的大规模政治迫害的武器，这是现代解释学的一次可耻的堕落。
“文化大革命”将学术逼入政治圈子，接受笔与枪的拷问。但即使在钢刀悬顶的危境下，也还有一批知识分子坚持操守，辛勤治学，其中的佼佼者就是钱钟书。在“四人帮”垮台之后，西方思潮以决堤溃坝之势涌入中国时，《管锥编》以其惊人的博学和智慧震动了整个思想文化界。特别是那些奉西方现代哲学为圭臬的年轻学者，他们发现手中的稀世珍宝原本是早已被钱先生审视过的旧货。每一个专门家都只能读懂这部皇皇巨著中的一部分，而很少有人可以读懂全部。这部书使一些把中国传统文化弃之如敝屣的人开始重新审视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管锥编》为传统在新条件下的生存投下了决定性的一块奠基石。然而这还只是肤浅的一面，从更深刻的意义上说，钱的释古学工作，尽管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无论从思想的开掘和方法论的层面上都把现代释古学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使中国的传统文化显示出新的风采与活力。
纵观近二千年的中国解释学历史，从思想层面上讲，有四个时期至为重要：第一是汉代，重在开掘经典的历史内涵，方法上重考据；第二是宋代，重在发挥经典的伦理内涵，方法上重释义；第三是清代，以顾亭林为代表的学派重“经世致用”，方法上宗汉，发展成一套严整的朴学；第四则是从晚清到现代，在阐释上仍以“经世致用”为本，重视文本在社会、伦理层面上的价值，而在方法上力图综合汉宋并取西法之长。而钱钟书在此基础上又把对经典文本的开掘推进到一个新的层面，即人的精神世界。在历代释古学家中，特别是近代的康、梁、王(国维)、陈(寅恪)、吴(宓)的工作中，都有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关注，但没有一个人如钱钟书这样以人为中心全面地展开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自身的理性、情感、意志、意识与潜意识等多重的矛盾。传统文化第一次如此集中地表现出它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深刻理解，而且这些理解同西方的传统的与现代的文史哲、心理学、语言学的许多见解全然相通。虽然钱的中西类比中也有误读，并时常表现出强烈的主观色彩，但从总体上说，无论引证的博赅、解释的智慧和思想之深邃，不仅前无古人，同时代也是无人可以与之比肩的。他的成果雄辩地证明，现代释古学完全可以使传统再生，帮助现代人类营建精神的家园。
诚如上所述，“体用说”、“精糟说”、“释古说”是互相渗透、并行不悖的。“体用说”在战略上帮我们把握自己的主体性。“精糟说”给我们判断价值的标准，而释古学则是有更大的操作价值。在20世纪初梁启超曾预言中西文化的“结婚”将诞生当代的宁馨儿。只要我们将上述三种范式综合加以运用，梁的预言是可望实现的。
1996年4月于北京清华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