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斯特朗本人的特殊出身，纽约联储银行成为摩根财团在美联储系统内部的代理公司。此外，继威尔逊总统、哈丁总统之后的柯立芝总统、胡佛总统也均与摩根财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柯立芝在政坛上的崛起离不开摩根两个合伙人德怀特·莫罗和托马斯·柯克伦的帮助。胡佛总统的政治顾问是继戴维森之后担任摩根财团掌舵者——摩根合伙人托马斯·拉蒙特，胡佛每周都会定期向他们咨询3次。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财政部长安德鲁·M.梅隆出身梅隆家族。该家族长期与摩根财团保持着合作伙伴关系。接替梅隆出任财政部长的奥格登·米尔斯也是摩根财团旗下纽约中央铁路公司一位管理层的儿子，胡佛时代的国务卿亨利·史汀生是摩根私人律师伊莱休·鲁特的学生和合伙人。结果，美国金融控制权仍然掌握在以摩根财团为首的大金融家手中。
威尔逊总统晚年时曾悔恨不已地作过这样的反省——“我是最不快乐的人。我不知不觉中毁了我的国家。一个伟大的工业国被其信用体系所控制。我们的信用体系是很集中的，因此，国家的发展和我们所有的活动都被掌控在一小撮人的手里。我们成为文明世界统治最差的政府之一，完全被掌控和主宰的政府之一，它不再是一个言论自由的政府，不再是一个有信仰和多数人投票的政府，而是一小撮居于支配地位的人的想法和威胁下的政府。”
这样的结果让很多人感到，美联储是金融家操纵政治权力的一种阴谋。少数金融家通过控制美联储达到控制美国经济乃至于控制全球经济的目的。还有好事者制作出了金融家控制中央银行与货币特权的路线图：
第一步，发行银行券或信用货币的特许权由政府授予金融机构。
第二步，政府税收部门开始接受仍然由私人金融机构发行的银行券来支付税款而不必直接收取贵金属货币。
第三步，政府在战争、灾荒等紧急事件中需要筹措资金，于是金融家通过巨额贷款支援政府，由于数额太大，以至于政府无法在短期内还款，这些贷款都变成了长期借贷，由此金融家逐渐控制政府权力。
第四步，信用货币发行过量，无法兑换足量的贵金属货币，结果变得分文不值。
第五步，公众产生恐慌，拒绝接受银行券。金融家控制的政权强行赋予中央银行发行的银行券法定货币的地位。法定货币无法兑换贵金属货币，如绿背美元和人民币等现在的各国纸币。发行者也没有将货币兑现为实物的义务；只依靠政府的法令使其成为合法通货的货币。法定货币的价值来自拥有者相信货币将来能维持其购买力。
第六步，法定货币使得金属本位制无法实行。极少数金融家通过中央银行调控信用获得绝对的金融控制权。
其实，社会经济系统是一个结构非常复杂的大系统。越复杂的系统越难以预测未来的变化趋势，也越难被极少数家族长期稳定地世袭式控制。因此，仅仅通过控制美联储这样的机构并不能长期地、完全地控制整个社会经济系统。各个金融势力之间以及金融势力与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并不稳定，有时它们会像很多阴谋论者所说的那样相互勾结，有时则相互利用，有时也会产生难以克服的矛盾。
罗斯福新政时，摩根财团对美联储以及美国金融的控制遭到了阻击。洛克菲勒财团、华尔街新兴的犹太财团如击垮库恩—洛布公司的雷曼兄弟和高盛投行、爱尔兰裔天主教势力代表肯尼迪家族、意大利裔创建美国银行的贾尼尼家族与修建胡佛大坝的贝泰工程公司等结成强大的反摩根同盟要将摩根财团拉下马来。
1929年经济大危机开始时，洛克菲勒财团趁势侵吞摩根财团所有的大通国民银行。反摩根同盟推动了新政时期1933年和1935年的银行法案，通过这两个法案将美联储改头换面：联储委员会直接下属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负责公开市场操作，地区联储银行的总裁任免权由联储委员会掌握。美联储控制权永久性地从摩根财团和纽约联储银行手里转移到华盛顿政府手里，包括纽约联储银行在内的地区分行从此成为次要角色，摩根财团的权力也随之丧失。
“二战”以后，由以洛克菲勒财团为首的东部权势集团掌控了美联储。东部权势集团是美国统治阶级的核心，决定了国家的经济计划与方针，控制了国家的国会两院与总统选举，制定对外政策，在道德文化方面也深深影响着全国其他地区。它由一系列美国东北部各工业大州的纽约、芝加哥、波士顿、费城的财团组成，包括洛克菲勒、卡内基、福特、摩根等财团。东部权势集团指美国东北海岸上层阶级家族的首脑人物与他们控制的支配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机构网——第一流的金融、工业、媒体、法律事务所、制定政策的团体、高级俱乐部、大型基金会和名牌大学。前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曾是摩根财团的摩根保证信托公司决策委员会的一员。他的前任保罗·沃尔克则长期以来一直是洛克菲勒帝国的仆役，曾是洛克菲勒旗下的埃克森公司和洛克菲勒财团的总部大通曼哈顿银行的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