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初，姑丈工作的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购料委员会决定要疏散去湖南长沙，所以，姑丈决定让姑妈、德明和我先走一步。于是，德明遵命从武昌东湖中学回到汉口仁寿里，开始整理书籍和行装。我也由宁波旅汉小学辍学。
那天黄昏，我俩正在收拾东西，忽然听得喊着口号的游行队伍在弄口经过，赶紧出门去看，哈，原来又是一次盛大的火炬游行。
我俩追随着游行队伍往东走，一直走到江边的江汉关广场前，目睹了“七七献金”的高潮。
武汉三镇共设“献金台”十余座，以江汉关大楼广场的一座为最高大。深红色的横幅“七七献金台”高悬在中央，两边的对联是：“有钱出钱，多少不论”，“支援前线，赤诚一片”。
扩音喇叭里播放着高亢雄壮的抗战歌曲，包括几乎人人会唱的《义勇军进行曲》和《大刀进行曲》，以及花腔女高音郎毓秀独唱的《举杯高歌救国军》等等。每播送一首，便有一位女士用标准国语讲解“七七献金”的意义，讲的句句在理，深入人心。
献金台周围，布置了维持秩序的男女童子军，但献金者个个争先恐后，不断向台前涌。他们中有颤巍巍拄着拐杖的老先生和老太太，有西装革履的工商业资本家，有穿长衫的中小学教师，有灰布制服的公务人员，有时髦漂亮的妙龄女郎，有粗布衣裤的工人、农民和家庭女佣，有神情严肃的中小学生，有身穿黄色军服的“武装同志”，有衣衫褴褛的难民，也有以乞讨为生的“叫化子”……
他们，不同职业、不同收入和不同阶层的人群，冒着酷暑，流着大汗，怀着一颗共同的赤子之心，为了被日寇侵略而在受难的祖国，为了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贡献出自己的微力，哪怕只不过一分钱，甚至于只不过一个铜板。
身处这样的人群之中，面对这样的感人场面，德明哥和我也不甘落后，掏出自己口袋里的零花钱，两人把钱凑起来一数，一共是三角钱，再掏口袋空了。于是我们就拿着钱，跑到献金台前，合献了。我们两个心里别提多高兴了，抗战打了一年了，我们除了喊口号、逃难，还没有为抗战做过什么事情，这回算是我们自己做主为抗战做了第一件实事。至于三角钱能否造出一颗子弹来，我们不知道。
第二天，中共代表团也开始献金。
首先是周恩来献出他刚领得的军委政治部当月薪金。接着，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秦邦宪、陈绍禹、邓颖超，也各自献出作为“国民参政员”的当月薪金。并且，那远在延安的另一位中共参政员毛泽东，也同样献出了7月份薪金。据报道说，蒋介石、宋美龄夫妇献出了19451元。这次“七七献金”，共得100万元，全部送到了前线战区。
从“七七”芦沟桥事变后蒋介石的庐山谈话，到毛泽东的有关论述：从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到《新华日报》的公开发行并获得国民党人士的支持，再从周恩来出任军委政治部副部长，乃至毛泽东等应聘担任国民参政员，以及两党领导人在抗战一周年“七七献金”热潮中的表现，我们看到了国共亲密合作的可喜局面，而后来，通过毛泽东在“武汉紧张”时刻写给蒋介石的一封信，我们看到他对抗战的深刻认识和对蒋介石领导抗日战争的充分肯定──
介石先生惠鉴：
恩来诸同志回延安称述先生盛德，钦佩无已。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我国人无不崇仰。十五个月之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虽顽寇尚未戢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此次，敝党中央六次全会，一致认为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此阶段之特点，将是一方面更加困难，然又一方面更加进步，而其任务在于团结人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在此过程中，敌人必利用欧洲事变与吾国弱点，策动各种不利于全国统一之破坏阴谋。因此，同人认为此时期中的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为重要。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之破坏阴谋，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之目的。
因武汉紧张，故欲恩来同志不待会议完毕，即行返汉，晋谒先生，商承一切，未尽之意，概托恩来面陈。此时此际，国共两党，休戚与共，亦即长期战争与长期团结之重要关节。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败；而我四万万五千万之中华民族，必能于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逐顽寇，而使自己雄立于东亚。此物此志，知先生必有同心也。专此布臆，敬祝健康！并致民族革命之礼！
毛泽东谨启
民国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