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观中的一种类似的重要变化发生在１８９０年到１９２０年间，这时科学家们 和受过教育的公众开始接受这样的观念：种种不确定和随机的结果都是大自然 的安排（ｎａｔｕｒｅｓｐｌａｎ），传统决定论的信念是一种幼稚的唯心主义的想象。各种 罕见事件的概率是变化的这一观点，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说明了历史变 化的种种影响。一群居住在离计划攻击目标几千英里之外的城市中的恐怖主义 者能够通过互相努力配合而获得成功，如他们在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１日所做的那样， 其可能性在２００１年时要比１００年前要大，因为２００１年时可以使用飞机、互联网 和移动电话。这些发明使奥萨马·本·拉登（ＯｓａｍａＢｉｎＬａｄｅｎ）及其同谋得以实 现他们的目标。一个称之为网络理论的形式模型（指一套网点中的连接模式）中 有一条原则是这样说的：当网点（ｎｏｄｅｓ）间的连接数量与网点数量之比达到０．５ 或更大的时候，会形成一种新的结构并出现各种新颖的现象。飞机、互联网和移 动电话催生了新的社会现象。相反，某些事件因为通讯网络的增加而变得较不 可能发生。比如，因为今天世界上关注健康的政府组织比它们在１９１８年时联系 更紧密，所以１９１８年时致使成千上万美国人死亡的广为传播的流感，在今天发 生的可能性或许比１９１８年时要小。
历史对社会科学家研究主题的影响，从学术期刊流行题材的变化上可见一斑。１９世纪末，一些英国的内科医师和心理学家相信，任何形式的避孕都有害健康，伯特兰·罗素（ＢｅｒｔｒａｎｄＲｕｓｓｅｌ）结婚时就得到了这一警告，他也很认真地予以对待。１９世纪末发表的许多社会学论文讨论工业化的令人不快的后果；而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论文更常见地是讨论黑人和白人之间的通婚问题。２０年后，在２０ 世纪６０年代的民权运动（ＣｉｖｉｌＲｉｇｈｔｓｍｏｖｅｍｅｎｔ）之前，社会科学家研究黑人儿童 的种族认同（ｅｔｈｎｉｃｉｄｅｎｔｉｔｙ）时，会向他们展示黑色和白色的洋娃娃，问他们喜欢 哪一种；而当代的心理学家则通过测量多数族群对各少数族群（ｍｉｎｏｒｉｔｙｇｒｏｕｐｓ） 的种种无意识的偏见来进行研究。
弗洛伊德关于口腔期（ｏｒａｌｓｔａｇｅ）受挫折的种种危险的大胆预言促使人们研 究婴儿养育方式的各种后果，比较母乳喂养与用奶瓶喂养的差异；他可能不会赞 成当代精神病学家为理解自我的发展（ｅｇ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而用种族认同的概念 来取代他的俄狄浦斯情结（Ｏｅｄ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ｌｅｘ）。当代对清教徒（Ｐｕｒｉｔａｎｓ）几乎一无 所知的儿童心理学家写道，严厉惩罚年幼的孩子总是有害的。如果他们曾研究 过清教徒父母亲们的回忆录，了解关于他们的孩子成长的描述，他们就会认识到 种种严厉的使孩子适应社会需要的实践，其效果总是依赖于该孩子对严厉管教 的理由的解释，这种解释总是随时间和文化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如果一个孩子 把父母亲的惩罚解释成父母亲的挚爱，希望他长大后拥有优良的性格，而不是解 释成一种愤怒或憎恨的态度，那么其结果并非必然有害。
那些早期的主题，如衣服等等，已经被其他研究主题所取代，如主观幸福感（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ｗｅｌｂｅｉｎｇ）、一个有安全感的或没有安全感的幼儿对照顾人的依恋的含义、精神疾病及为减轻精神病症状的痛苦所设计的各种干预手段的有效性。
近年来，关于同性恋生活方式方面的论文数量的增加，反映了把性特征作为一种基本的心理功能这样一种历史变化的影响。与男性中的同性恋倾向（ｇａｙ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不同，女性中的密切的、同性别的各种友好关系的增加得到了经济变化的支持，经济变化把大量的工作妇女集中在合作劳动的场所里，不时地使其产生感情上的联系，并发展成性方面的私事（ｉｎｔｉｍａｔｅａｆｆａｉｒｓ）。［２４］如果一个妇女遭受过一伙年轻男性的性攻击，我不能想象１９世纪任何社会科学杂志上的论文会描述这位妇女的个性和个人经历，虽然当代的杂志上有关于这个主题的文章。
哲学家的兴趣也逃不开历史时机的影响。如果说欧洲商人未曾希望摆脱基督教所加给他们的种种道德要求，知识分子未曾想驳斥约翰·洛克（ＪｏｈｎＬｏｃｋｅ）对基于感觉的知识的强调，那么康德（Ｋａｎｔ）可能也未曾构想过一个合理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中自由是理性穹顶上的拱顶石。５００年前，很少有哲学家在写作时会接受当代的种种信念：既不存在绝对的坏事，也不存在绝对的真理；所有人都有 权拥有尊严上的平等；人类的意志是脆弱的；在自然界中不存在决定论，只有一 系列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