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家可以得到慷慨的给予，提供给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的资金却相对少得可怜，这种不对称创造了身份上的差别，侵蚀着分权原则，驱使这两种较无优势的文化采纳防御性的策略。斯诺完全忽略的社会科学家曾享有生气勃勃的时光，时间上大约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那时人们认为他们的思想可能解决某些折磨着这个社会的棘手问题，特别是关于精神病、犯罪、酗酒及贫穷家庭的学龄儿童不及格率居高不下等方面的问题。然而，把弗洛伊德的概念与更加以经验为主的行为主义的各种严格的观念拙劣地综合起来的做法太脆弱了，无力实现他们的希望，而这种综合本来被视为是上述希望的基础。最终，该脚手架倒塌了，社会科学家失去了一件保护性的理论外衣，无法掩盖他们的伤痕或为随后的调查研究提供某种意识形态的向导。因此，下一代的社会科学家分裂成两个群体。一个群体仓促地加入自然科学家的队伍，研究大脑活动与心理现象的关系。生物学家欢迎这些新兵，他们认定这些新兵会采纳自己的术语并遵守自己的研究规则。另一个较大的群体由这样一些人组成，他们之所以选择社会科学是因为强烈爱好探究人类的种种动机、思想或情绪的神秘性，而 ｘ不是对会向才华横溢的科学家交出自己秘密的自然界的任何方面怀着好奇心。
他们选择了研究扰乱公共安宁的那些杂乱而棘手的问题。不幸的是，他们的努力受到了阻碍，因为缺乏一种适合于这项工作的强有力的方法，就像使用干草叉和锄头的农民，试图在一片干旱的高地上种植果树一样。
选择了哲学、文学或历史学的学者们受到的冲击更严重，因为他们与那些向他们的校园慷慨地赠予几百万美元的人没有利害关系。此外，在媒体的帮助下，公众已经被说服，相信只有自然科学家才能提供解决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的答案。当诸如德里达（Ｄｅｒｒｉｄａ）和福柯（Ｆｏｕｃａｕｌｔ）那样的后现代主义者攻击由他们自己的知识分子家族提出的种种主张时，人文学者信心的丧失是灾难性的。
斯诺没有预见到的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公民抗议运动有助于某种政治正确性①的道德观念，其中正义（ｊｕｓｔｉｃｅ）开始与个人价值（ｍｅｒｉｔ）竞争。大学里的院长们、各研究审查委员会（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ｖｉｅｗ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和荣誉团体（ｈｏｎｏｒａｒｙ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决定，重要的是，努力使报酬的分配大体上与该国的性别、种族和地区居民的比例相符合。当分配晋升机会、荣誉和补助款（ｇｒａｎｔｆｕｎｄｓ）时，除了才能和动机，应把公平也作为一个相关的标准。所有这些情况都塑造了新的结构和程序，这是斯诺可能没有认识到的，牛顿若在世，也会感到惊讶。
我曾写过赞成玻尔（Ｂｏｈｒ）的建议的文章，他认为每一个科学概念的意义依赖于其证据的来源。各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常常使用同样的词来指称不同的现象，因而在这三个共同体中一个词可能具有不同的含义。许多人未能意识到社会科学家或人文学者使用“意识”、“恐惧”和“记忆”这些术语时，并 不享有神经科学家对这些相同的词汇的理解。所以，必须提醒学者们及大部分公众，这三个知识分子共同体的每一个都有某些重要的东西，都对理解人类本质和社会作出了某些重要贡献。
这些反思就是这本小书的动机。它有三个主要目的：分析三种文化所使用的词汇的不同意义，叙述及评论三个共同体在他们的著作中使用的各种开创性的假定，最后是列出每一个共同体的特有贡献。第一章考虑了各种文化在其所使用的词汇、心智工具（ｍｅｎｔａｌｔｏｏｌｓ）方面的差别，以及在各种类型或各种单独特征方面的兴趣平衡（ｂａｌａｎｃ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ｒｓｉｎｇｌ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ｓ）问题；历史对所探讨的问题的影响；最后是每个群体不同的动机层次（ｍｏｔｉｖｅ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ｅｓ）问题。第二章分析各门自然科学，特别是其四个创造性的前提。它们希望用伦理学来避免陷入困境，它们坚持最大限度地缩小人类和其他动物之间的差异，对人类先前的霸权提出挑战，以及有志于自然科学的年轻人对要求团队合作的研究方式怀有的矛盾情绪。
接下来的两章讨论社会科学，评价学者们开始时不愿把集体研究看成合乎逻辑的现象，他们的衡量标准和方法所存在的问题，在生物学取得引人注目的进 展后信心的丧失，围绕着经济学家的各种刻板模式产生的问题，还有社会科学家 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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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政治正确性（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ｏｒｒｅｃｔｎｅｓｓ），指一个公民有义务按照宪法的规定来维护国家所奉行的政治 原则和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