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公元前５世纪以及更早期的史实和精神也是不可靠的。正确的方法恰恰相反，在解读一个时代的观念或教义时，不应当摈弃当时的历史。如果后世哲学家不重视社会发展状况，那么他们对政治或伦理观念的诠释不可能令人满意，而我在本书中试图描绘的正是公元前５世纪的社会发展状况。欧洲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古代哲学家如何看社会发展这一主题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曾打算在本书最后一个部分论述该主题，但如此一来超出了原计划的大纲范围，最终还是放弃了。当然，如果你浏览“索引”部分就会发现我在脚注①部分还是时有涉及。
在此书的安排上，我希望对专业学生有所帮助，但又不至于给普通读者带来太多困扰。如果把所有脚注一并置于书末或章节末，使用起来会不太方便，我的做法是逐段注释，普通读者尽可略过这一部分不读。关于参考的古籍，我尽可能采用了名家作品。之所以引用现代学者的作品，是因为它们能支持某些需要进一步确认的论断，或是因为我个人觉得这些参考资料对读者有所裨益。我不会仅仅由于和某位作者观点相左就提及他；如果古代的证据足以证明我的观点，我也不再赘加现代的证据。本书需要对大量细节做出判断，其中失误在所难免，我所做的就是尽力尊重事实。事实上，留心查看参考资料的读者会注意到，我提出新观点的仅有寥寥几处。
我非常感激许多朋友给我的巨大帮助和鼓励，特别是吉尔伯特·默里教授（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ＧｉｌｂｅｒｔＭｕｒｒａｙ）、迈勒斯教授（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Ｍｙｒｅｓ）、雷金纳德·柯普兰先生（Ｍｒ．ＲｅｇｉｎａｌｄＣｏｕｐｌａｎｄ）、Ｒ．Ｈ．邓达斯先生（Ｍｒ．Ｒ．Ｈ．Ｄｕｎｄａｓ）、阿诺德Ｊ．汤因比先生（Ｍｒ．ＡｒｎｏｌｄＪ．Ｔｏｙｎｂｅｅ）、理查德·詹宁斯先生（Ｍｒ．ＲｉｃｈａｒｄＪｅｎｎｉｎｇｓ）、Ｗ．Ｃ．巴顿先生（Ｍｒ．Ｗ．Ｃ．Ｂａｒｔｏｎ）、爱尔兰国立大学（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Ｉｒｅｌａｎｄ）耶稣会的Ｊ．Ｍ．墨菲牧师（ｔｈｅＲｅｖ．Ｊ．Ｍ．Ｍｕｒｐｈｙ），以及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格雷厄姆·沃拉斯先生（Ｍｒ．Ｇｒａｈａｍ Ｗａｌｌａｓ），我从前的老师、现在的同事。我还要向英国雅典学院（ＢｒｉｔｉｓｈｓｃｈｏｏｌａｔＡｔｈｅｎｓ）的专家们致谢，他们提携我成为该校的研究员（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令我得以在安宁愉快的环境中完成本书的大部分工作。
阿尔弗雷德·齐默恩瑟比顿（Ｓｕｒｂｉｔｏｎ）奥克希尔路（ＯａｋｈｉｌｌＤｒｉｖ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