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2)

了解公元前5世纪以及更早期的史实和精神也是不可靠的。正确的方法恰恰相反,在解读一个时代的观念或教义时,不应当摈弃当时的历史。如果后世哲学家不重视社会发展状况,那么他们对政治或伦理观念的诠释不可能令人满意,而我在本书中试图描绘的正是公元前5世纪的社会发展状况。欧洲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古代哲学家如何看社会发展这一主题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曾打算在本书最后一个部分论述该主题,但如此一来超出了原计划的大纲范围,最终还是放弃了。当然,如果你浏览“索引”部分就会发现我在脚注①部分还是时有涉及。

在此书的安排上,我希望对专业学生有所帮助,但又不至于给普通读者带来太多困扰。如果把所有脚注一并置于书末或章节末,使用起来会不太方便,我的做法是逐段注释,普通读者尽可略过这一部分不读。关于参考的古籍,我尽可能采用了名家作品。之所以引用现代学者的作品,是因为它们能支持某些需要进一步确认的论断,或是因为我个人觉得这些参考资料对读者有所裨益。我不会仅仅由于和某位作者观点相左就提及他;如果古代的证据足以证明我的观点,我也不再赘加现代的证据。本书需要对大量细节做出判断,其中失误在所难免,我所做的就是尽力尊重事实。事实上,留心查看参考资料的读者会注意到,我提出新观点的仅有寥寥几处。

我非常感激许多朋友给我的巨大帮助和鼓励,特别是吉尔伯特·默里教授(ProfessorGilbertMurray)、迈勒斯教授(ProfessorMyres)、雷金纳德·柯普兰先生(Mr.ReginaldCoupland)、R.H.邓达斯先生(Mr.R.H.Dundas)、阿诺德J.汤因比先生(Mr.ArnoldJ.Toynbee)、理查德·詹宁斯先生(Mr.RichardJennings)、W.C.巴顿先生(Mr.W.C.Barton)、爱尔兰国立大学(NationalUniversityofIreland)耶稣会的J.M.墨菲牧师(theRev.J.M.Murphy),以及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格雷厄姆·沃拉斯先生(Mr.Graham Wallas),我从前的老师、现在的同事。我还要向英国雅典学院(BritishschoolatAthens)的专家们致谢,他们提携我成为该校的研究员(Associate),令我得以在安宁愉快的环境中完成本书的大部分工作。

阿尔弗雷德·齐默恩瑟比顿(Surbiton)奥克希尔路(OakhillDr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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