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1日，钱学森飞往华盛顿。他的第一站是丹·金博尔的办公室。杜布里奇强烈建议钱学森先去与他见上一面。金博尔曾经担任美国航空喷气发动机公司的执行副总裁和总经理。因为在杜鲁门的选举中帮了忙，他被推选为海军副部长。
在金博尔的办公室中，钱学森开始倾诉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联邦调查局特工的拜访，撤销机密许可证所带来的羞辱。钱学森是如此的愤懑不平，以至于在讲述中忍不住流下了眼泪。看到钱学森所表现出的焦虑情绪之后，金博尔提醒他说，加州理工学院已经提议让钱学森出任数学教授，这样就不再需要机密许可证了。当然，金博尔也希望看到钱学森可以再度拿到机密许可证，他向钱学森推荐了一名华盛顿律师保罗·波特。钱学森后来回忆道：“他有点不知所措，我怀疑他根本就没有仔细听。他只是把我推出办公室，然后说：‘你去见波特先生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这个下午，钱学森与波特律师见了面。在听完他的故事后，这位律师表示，要在听证会上有好的结果，他需要一些时间去作点调查。钱学森开始怀疑，这个听证会是否有必要。不管怎样，他都打算离开美国了。波特对此表示赞同，他说听证会看上去可能的确没什么意义，并建议推迟。钱学森于是又回过头来找金博尔。金博尔无限期地推迟了听证会。
8月23日，钱学森与金博尔再度见面。这一次，钱学森比之前更强调了他打算离开美国的决心。他觉得金博尔根本都没有把他第一次见面时说的话当真。据说，金博尔对钱学森说：“你不能离开，你太有价值了。”他还指出，如果一切可以由他决定，他是绝对不会放钱学森走的。作为国民党的支持者，金博尔警告钱学森说，最好对这件事严肃地加以三思。钱学森说，他会回到加利福尼亚好好考虑一下。这个下午，钱学森坐上了飞往洛杉矶的飞机。
就在钱学森刚刚离开金博尔的办公室时，金博尔就立刻给司法部打电话。他警告他们，钱学森知道得太多，绝对不能被允许离境。金博尔相信，中国政府急需钱学森的技术专长，希望钱学森返回中国。当钱学森当天晚上抵达洛杉矶机场时，一名联邦调查局特工走上前来，递给他一张纸，那是由美国政府签署的禁止钱学森离境的法令。可以想象，钱学森当时是多么的愤怒。
计划无法实行，钱学森取消了预定的机票，请求搬家公司将发出的包装箱追回来。在与妻子蒋英商量过之后，钱学森考虑将家小先送回中国，而他只身留在美国。为此，他还从银行里取出了一部分积蓄。
但是，钱学森并不知道，此时，海关已经将他的行李加以检查和扣押。8月19日，就在钱学森前往华盛顿之前，放在他办公室中的书籍和文件被运到了包装公司的打包间，第二天早晨开始卸车。一位打包工人领班向他的老板哈罗德·塞克斯史密斯汇报，一些文件上标有“机密”或“绝密”的字样。塞克斯史密斯立刻与海关官员罗伊·戈林联系。后者让塞克斯史密斯停止打包。
从这时起，形势急转直下。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建议，将这些文件没收，将钱学森收监，但洛杉矶地方检察院却认为，只要对钱学森加以监视就足够了。海关官员申请了对钱学森的8箱文件加以扣留的民事搜查许可证，认为钱学森违反了出口管理法案、中立法案和间谍法案。申请被一名联邦法官通过了。8月25日，移民局发出了对钱学森的逮捕令。
很明显，钱学森对暗中进行的所有这一切一无所知。第二天早晨，当从报纸上见到相关新闻时，大惊失色的蒋英打电话给搬家公司老板塞克斯史密斯，要求解释。塞克斯史密斯说，他被下了禁口令，在海关官员发布消息之前，不得告诉任何人有关钱学森行李的事情。
很明显，钱学森并没有意识到，要把一些特定领域的技术数据带出国外，必须申请特殊的许可证。在接下来的几天中，他忙于回答媒体记者关于行李问题的提问。“那是我的个人物品，”钱学森说，“我本来打算返回中国，但现在回不去了。移民局的人告诉我不得离开。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对我的行李加以检查。我对整件事都没有任何头绪。”他告诉媒体，他打算回中国处理一些家事，最终还是要返回美国的。钱学森宣称，他仔细看过他的私人文件，将那些涉密的文件封存在办公室的一个上锁的柜子里，并把钥匙交给了另外一名航空学教授克拉克·密利根。
“没有什么密码本，没有什么密令手册，也没有什么设计图纸，”钱学森在一篇准备交给媒体发表的声明中写道，“不过是一些草图和可能被一些人误认为密码本的对数表。我希望带走自己的私人笔记，其中许多只不过是教学笔记，而另外的一些材料则是我离开时要做的工作。我非常肯定，我从未试图带走任何涉密文件，或是以合法方式以外的途径离开这个国家。”
按照金博尔的本意，他只不过想静悄悄地阻止钱学森离开。但预想之外的新闻发布会却让这件事情一下子在公众中引起轰动，从此超出金博尔的控制范围。洛杉矶的当地报纸纷纷以“运往中国的机密文件被查扣”为标题报道了这条新闻，美联社和合众社进一步将消息散播到全美各地的报纸上。只不过几个月之前，这些媒体还将钱学森捧为预言家，现在，他们给他贴上了间谍的标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