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4节:柒太宗的人镜(10)

后来魏徵将书献上,太宗定名为《自古诸侯王善恶录》,遍赐诸王,令他们好好学习。

魏徵了解社会现实,能够把握住社会动向。因为魏徵曾参加过隋末农民战争,是从瓦岗寨上走下来的,对社会现实有着深切的体会,所以他提出的政策往往有很强的现实性,能够切中要害。而太宗也十分看重这一点。

魏徵的这些素质决定了他的意见对太宗治国十分有意义。太宗也深深明白,魏徵就如同他的警钟一样。与房、杜比较起来,魏徵对贞观一朝的贡献主要在治国方略的制定上,而房、杜则主要在国家政务的处理上。不过他们都为贞观之治的形成尽了自己的一份力。

5、停婚仆碑

然而,即便是魏徵的贡献这么大,在他身故之后,还是发生了停婚仆碑的事件。

当初,魏徵还在世的时候,太宗曾问他朝廷之中谁可任用。魏徵推荐了杜正伦和侯君集,称二人均有宰相之才。并且说国家应居安思危,不可无统兵之大将,请太宗将兵马交给侯君集统领。不过当时太宗觉得侯君集这个人喜欢说大话,就没有采用魏徵的意见去任用他。这倒是也没什么,可后来两个人都出事了。

杜正伦是隋朝的秀才,文笔好,有才华,曾任隋之羽骑尉。贞观时候,由于魏徵的推荐受到太宗的重用,屡迁为中书侍郎兼太子左庶子。出入两宫,参典机密。当时的太子还是李承乾,他患有足疾,不能经常上朝谒见,在宫中老是跟一些近侍混在一起,太宗十分担心。有一次就对杜正伦说:“太子脚有些毛病,这倒是没什么。可是他在宫里总是亲近那些小人,不与贤明君子交往,这让朕很担心。你要多多观察,适当劝导他。如果他不听,你可以来告诉朕。”

杜正伦领命之后,也确实是尽忠职守,常常劝告太子。但是太子不是不听,就是敷衍他。杜正伦情急之下,就把太宗那时对自己说的话告诉了太子。太子当然就去父皇那里求证了,结果父子两人弄得挺尴尬的。太宗于是就发火了,责问杜正伦怎么泄露自己的话。杜正伦说:“臣开导太子,总是不见成效,所以才将陛下的话告诉太子,希望太子有所畏惧而从善。”太宗当然不乐意了,而且泄露禁中语本来就是不对的,所以杜正伦被贬为州(今河南新安附近)刺史。后来承乾谋反,事情牵涉到侯君集,而侯君集又曾经派人送金带给杜正伦,所以太宗再次将杜正伦流放到州(今越南荣市附近)去了。

而侯君集的问题可就更大了。侯君集在太宗还是秦王的时候就跟随他,四处征战,立下了赫赫战功。在玄武门事变中,侯君集也是冲锋陷阵,斩关夺将。在武德九年(626)十月太宗重新核定功臣等差的时候,侯君集仅列于裴寂、长孙无忌、王君廓、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长孙顺德、柴绍、罗艺、李孝恭等人之后,而排在李世、高士廉、宇文士及、秦叔宝、程知节等人之前。贞观时期,侯君集讨吐谷浑,平高昌,功劳更是不小。可是侯君集这个人在打高昌的时候私自搜取了很多宝物,军纪又不严,所以太宗对他有些微词。侯君集又很小心眼,觉得自己功劳这么大,还要受责备,心中忿忿不平。后来他发现太子承乾想对付魏王泰,于是就暗中与之交通,共谋造反。可是就在贞观十七年(643)四月,事情败露了,太子被废,侯君集也被处斩。

这时魏徵才刚刚去世,太宗不由得想起他生前推荐杜、侯等的话。怎么魏徵推荐的人都参与谋反了呢?太宗很是疑惑,于是开始怀疑魏徵私自结党。而又有人告诉太宗,说魏徵将所有进谏的言辞都抄录了一份,并给了负责纪录皇帝言行的起居郎褚遂良。这分明是想让褚遂良把所有内容都记载下来,写入史书,以彰显自己的功劳和君主的过错。太宗听了更不高兴了,于是下令,不把公主嫁给魏徵的儿子了,还派人去将自己写给魏徵的墓碑推倒,以示惩罚。〔马周也是贞观年间有名的大臣,他同样敢于直言进谏。但贞观二十二年(648),马周在去世之前,命家人将自己的奏表全部烧掉,他说不愿以此来彰显君主之恶,为自己赢得美名。这可以说是与魏徵正好相反。两人谁更忠心,也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其实若只是选人不当,太宗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应。本来嘛,即使是魏徵,也不难免有看走眼的时候。再说魏徵曾是太宗那么看重的人,贡献那么多。如果只是识人不明,太宗也不至于就要停婚仆碑。原因还是在于魏徵的身份。

魏徵是属于山东豪杰这一集团的,对于太宗来说始终不是能依靠的力量。太宗重用魏徵,当然首先是由于他有才干,能帮助他治国,可同时也是想拉拢山东豪杰以牵制山东士族和关陇集团,在统治集团内部实现一种平衡。

而魏徵推荐的两个人,杜正伦是山东士族,侯君集是关陇贵族,身份都十分特殊。太宗是担心魏徵和他们结党,那么平衡牵制的局面就被打破了,偏离了自己统治规划的初衷。为此,太宗对这件事才有如此激烈的反应。

后来,在贞观十九年(645),太宗出征高丽,战事不顺,屡屡受挫。这时,他又想起了魏徵。一方面太宗也觉得当初是多虑了,没有证据显示魏徵就与他们结党;另一方面,对自己的出师有所悔恨,怀念魏徵在世时的直言进谏。所以太宗感叹地说道:“如果魏徵还在,朕怎么会有这次辽东之行呢。他一定会劝阻朕的啊!”言罢,马上命人将魏徵的妻子儿女召到驻地,慰问了他们一番。还遣人去魏徵葬处,将原来推倒的碑又立了起来,并以礼祭祀。从此往后,对魏家的恩宠又如同原来一样了。

其实,魏徵受到的待遇的反复,也正体现出太宗内心的矛盾。太宗明白以山东豪杰为首的一般地主正在成长,他们的力量不容忽视,必须好好利用才能将国家治理好。可是太宗作为关陇贵族,又不敢完全依赖他们,在太子废立等国本大事上,最终还是选择了去依靠原本属于自己一个集团的力量。所以太宗虽然重用魏徵,但亲近的却还是长孙无忌一干人等。而聪明如魏徵,怎会不明白呢,故而一开始他就提出愿为良臣而非忠臣。

不过,虽然魏徵与太宗之间有这等微妙的关系,却不失为君臣相得的典范。因为二人有共同的目标,就是将国家治理好,开创出一个自古未有的新局面。为着这一目标,魏徵尽力辅佐太宗,希望自己的君主能像尧舜一样,成为一代圣君。太宗也深深明白,魏徵绝不仅仅只是耍嘴皮子功夫,他虽然表面上只是敢于直言强谏,但他为自己规划的治国方略对江山社稷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他是要将国家引领上一条光明大道。所以太宗才会那么看重魏徵。因为魏徵这面镜子,不仅仅是照见太宗个人的得失,更是照见整个国家的兴衰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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