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着手用影像为辛亥革命做编年史，心中不免惴惴。今年是2011年，武昌起义一百周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亚洲第一个共和国随之建立。起义赶走了清朝统治者，但新生的中华民国仍聚居着不同国籍的人，这种状况又持续了好些年。因此，我的研究从一次长途旅行开始：跨越中国大陆和台湾，横穿欧洲和美洲，遍访各地的公共展馆和私人藏品。从东京到悉尼，从伦敦到巴黎，从洛杉矶到纽约，我看到了数目庞大的原始影像，被珍藏了一个多世纪。
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知识分子一直关注着18、19世纪帝国主义的遗产。作为后殖民主义崛起的一部分，对殖民历史和经验这个棘手话题的表述屡屡出现在文学作品和历史教科书中，较新的有毕可思（Robert Bickers）近著《争夺中国》以及帕特里克·弗伦奇（Patrick French）所写的V. S. 奈保尔（Naipaul）传记。中国知识分子对待这种遗产的方法却不尽相同。2011年1月1日，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于纪念辛亥革命百年的新年致辞中表示，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影响记忆犹新。1919年，美国国会拒绝签署《凡尔赛和约》，该条约提出将德国在华“领土”和势力范围转让给日本。曾留学美国的哲人和教育家胡适说过一句名言：“哪有帝国主义？”1尽管当时他为此饱受抨击，但随着越来越多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邓小平翻天覆地的改革汲取了美国式资本主义的营养，胡适的思想和观念在中国大陆日渐复兴。真相是，从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中国，直到今天所理解的“版本”，也许长期以来都与西方通常叙述中的中国格格不入。将20世纪90年代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运动的理由归结为中国人的受害者意识或民族屈辱感，则失之简单2。
中国对《凡尔赛和约》的回应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中国知识分子怒不可遏，遂引发1919年的五四运动，抗议强加于中国的“西方帝国主义”。这场运动标志着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诞生，代表着对晚清时期外国人半殖民式在华存在的心态。时至今日，中国对这种存在仍很敏感，一切与中国主权有关的问题都充满了感情色彩：北京成功举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之前，发生在澳大利亚和法国火炬接力中的抢夺火炬事件激怒了中国的年轻人。一个名叫“Fang KC”的博主在网上检索《人民日报》电子版，发现1946—2006年间有19个国家或组织被批评“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总计达115次3。就像《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所说：“屈辱是人类情感中最具威力的，雪耻次之……”4
自五四运动以来，“屈辱”和“帝国主义”这两个词屡见不鲜，常常同时出现，因此为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所熟知。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绵延数千年，其间北方的蒙古人和东北的满人曾侵入中原，但几乎未引起屈辱或帝国主义的概念。事实恰恰相反，倒是儒家学说和汉语最终将非汉族的入侵者同化进“本土”文化。因此，元朝和清朝毫无疑问地被认作是中国的王朝。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发生于湖北的中心武汉。在起义百年即将到来之际，本影集构筑了起义发生的动力—“屈辱与帝国主义”—的视觉大背景，并进一步揭示了起义如何加速清王朝的瓦解。若是没有今日中国和平崛起以及代替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现实，曾在整个20世纪饱尝受害者意识影响的数代中国人也许只会把这些相片看作“老照片”。然而，本书用于展览并汇聚成册的图像远远超越“老照片”，它们是五四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重要社会生活和事件的视觉记录，是我们的“共同记忆”。其内容包括19世纪下半叶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帝国宫廷内的场景、权贵和贫民的日常生活，以及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义和团运动、1904—1905年中国领土上爆发的日俄战争。在1911年武昌起义之后十年的照片中，还可以看到袁世凯的影像。他未能如愿加冕为末代皇帝，死后中国堕入军阀混战的十年。
为了从当代更广阔的背景下考察这些问题，我邀请了周锡瑞（Joseph Esherick）、黄克武和张海鹏三位知名学者从不同角度观察1911年的革命。通过寻本溯源，他们的观点将帮助我们思考各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成败得失以及对百年后中国人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