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措谈话，称赞他对平息叛乱所作的努力。谈话时，两人还合影留念，喜饶大师十分珍视这张照片，可惜在 文化大革命 中遗失了。但喜饶嘉措决不一味歌功颂德，他对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也敢于尖锐地提出批评。他在批评1958年甘肃、青海藏族地区
平叛工作中一些违反宗教政策的错误做法时指出：有的人不研究党和政府的宗教政策，认为宗教是迷信，应一破了事，于是产生了毁寺庙，砸佛像，遣散僧侣，禁止念经，甚至对某些有宗教色彩的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也加以禁止等做法。这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他还坦率地指出，我们个别领导同志和一些干部，由于长期生活于和平环境，在不断取得成就面前产生了骄傲自满、唯我独尊等倾向[1]。可是，喜饶嘉措的这些苦口良药，在60年代初期反对统一战线和民族政策、宗教工作的 投降主义 、 修正主义 的斗争中，被错误地批判。1964年年底，喜饶嘉措被遣送回青海老家批判。 文化大革命 中受迫害而死。
巨赞（1904 1984）原籍江苏江阴，俗姓潘，名楚桐，字琴朴。于江阴师范学校毕业后，继入上海大夏大学。1929年回江阴任金童小学校长，并秘密参加共产党的地下活动，负责江阴东乡的组织和宣传工作。后为土豪劣绅告发，被国民党江苏省党部通缉，1931年经太虚法师介绍，至杭州灵隐寺从却非方丈披剃出家，法名传戒，字定慧，后改名巨赞。抗日战争时期，在叶剑英等指导下，与明真等人组织 南岳佛教救难会 、 佛教青年服务团 ，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40年，任广西佛教会秘书长，并主编
《狮子吼》月刊，宣传抗战救亡爱国理论与佛教革新思想。
1949年4月，巨赞从香港到达北平。经过调查研究，以北京市佛教同仁名义，为改革全国佛教上书毛
[1].参见习仲勋等：《爱国老人喜饶嘉措》，1980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
泽东和各民主党派。其内容有以下四点：一、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是历史上最光辉最伟大的，佛教界同人一致欢喜赞叹，踊跃爱戴。
二、佛教来我国，虽有1800多年历史，和我国文化的各个方面，虽也曾调和融摄，但在封建社会的长期统治下，不免逐渐变质，近30年来，虽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是毫无成绩。
三、佛教的本质，不同于别的宗教，他 无神 ，又主张 实践无我 。与时代精神相吻合，加以即待解放的西藏和台湾，都是崇奉佛教的。我们毗连着的国家，如安南（越南 引者）、暹罗（泰国 引者）、缅甸、锡兰
（斯里兰卡 引者）、印度、朝鲜乃至日本，都是根深蒂固的佛教国家。假定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漠视了佛教这个因素，恐怕对于解放西藏、台湾会发生困难的。反之，如果新中国的国土上，出现了佛教的新姿态，对于全国的完全解放，或者也不无便利之处。
四、提出 生产化 、 学术化 两个口号，作为改革佛教一切制度的目标。生产化可以打破旧时各寺院封建的经济组织；学术化则加强佛教徒对于佛教的认识与正信，以破除迷信。封建的组织与迷信的愚昧既已毁弃，佛教革命的本质，才能完全流露。这对于争取佛教信众参加革命队伍，不是没有帮助的。
巨赞的这些远见卓识，深得林伯渠、李维汉、胡乔木、张友渔等人的赞赏。
1950年6、7月间，巨赞与陈铭枢等人组织现代佛学社，李济深等人列名常务委员，筹备出版《现代佛学》月刊，巨赞任该刊主编。经过两个多月筹备，《现代佛学》于当年9月15日出版第1期。当时在锡兰大学主讲中国佛学的法舫法师，看到国内佛学的兴盛情况，于当年9月9日致信巨赞法师，建议征得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和李济深副主席的同意，请他们担任中国佛教的保护人。巨赞法师当即将此信转呈毛泽东。1950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法舫法师致巨赞法师的信上批示： 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