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写党史时如何处理写上层决策和写社会层面关系的问题，教授是这样解答的：会议和文件当然是很重要的。我们在写党史时，会集中介绍每一次党代会的发展规划。让读者了解我们的发展规划实现了多少。这样写法，是培养我们的干部把党的决议同实际发展联系在一起。但这不意味着把所有文件都写进党史。重要的是，要让大家知道党的决策。
关于如何利用党的档案材料问题，教授告诉我：我们写党史的作者是可以看党中央的档案的。我们的马列研究院就负责保存党中央的档案。作者可以看到所有党的文件、会议以及回忆等的材料，例外的只是公安部的档案不能看。教授说，中央的档案一旦整理完毕，就都交到马列研究院了。所有关于党史的材料，都由马列研究院管理。只要参与写作，不管级别，都可以看。当然，不参与写作是不能看的。不过，如果作者写的东西用了档案材料，是否能发表出来，是另外一个问题。
这时，谈话显然已经到了尾声。突然间，教授从带来的大提袋里拿出了一大摞稿件。我一看，原来就是德国统一社会党历史“正本”的完成稿。除已经出版的第一卷，也就是我买到的那个大部头以外，还有其他三卷的稿子。原来，统一社会党的历史“正本”只出到第一卷，就赶上了剧变。党都没了，当然再没人管党史。于是后三卷就成了永久的打字稿。这时，我才知道，教授与我见面，还有另一层深意。他是这样对我说的：我有一个建议：如果你们需要这部历史，我愿意把它“借”给你。它可能是最后的保留在我们党员手里的手稿了。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如果在我死的时候，我们这里还没有出现一个真正的强有力的共产党的话，我愿意把我保存的我们党的另外一些东西，比如在我家里保存的我们高级党校的旗帜等，运到中国去。可我是乐观的。我相信到那时，我们这里会有一个真正的共产党。说到这里，教授神情肃穆，似乎在作一个庄重的托付。接着他语气沉重地说，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在评价历史和人物时，只看了他们如何说拥护社会主义，如何拥护党，而没有注重他们的行动。结果言辞是靠不住的，那些信誓旦旦的人，后来变成了叛徒。这是写历史要吸取的教训。真正的共产党员要靠自己的表现，而不是自己的宣称。
最后，他意味深长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让我很长很长时间留在脑际，就像刻成了字一样。他是这么说的：一个人要变成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需要很长的时间。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感觉，整个柏林都是那样沉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