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秋的柏林，被秋树、秋花点染着。街旁高大的栗树，结出油亮的果实。包裹果实的绒壳正在张开嘴巴，吐出孕育已久的种子。奇怪的是，掉落下来的油亮硕大的栗子，竟很少有人捡拾，一任汽车轮子把它们碾成白色的粉末。原来在德国，栗树的果实分为可食和不可食两种。路边高大的栗树，果实一般是不可食的。而可食的栗树，大多由人工培育。尽管不能食用，可自然掉落的栗子，油亮亮的非常招人喜爱，我忍不住拾了许多回家。直到离开德国，我也没分清哪种栗树的果实可食，哪种不可食。
同艾廷格尔博士会面，是几个星期前就约好的。博士是原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国际联络部的干部。1990年后，他积极参加左翼活动，是左翼党的活动分子。更使我感兴趣的是，他曾经是统一社会党总书记昂纳克的中文翻译，参与过许多中国和民主德国之间的交往，是一段珍贵历史的见证人。
我们会面的地点，是在亚历山大广场附近的一个餐馆。用中国人的话说，它是家老字号，经营传统的普鲁士风味。博士知道我留学德国的目的，是研究苏联东欧国家失败的原因，因此是有备而来，侃侃而谈。我们的谈话，是从中国和民主德国的关系开始的。
博士告诉我说，从1961年开始，中德关系就一步一步变坏了，到文化大革命是最低点。博士说，东欧国家当然是以苏联为领导。东欧国家对中国内部的发展一直持批判态度。当时东欧国家各党针对中国所进行的分析，有一个专门的合作机制，这就是，由各个党的对外联络部的领导和一些政治学家、汉学家参加，专门对中国问题进行研究。这个研究机制或联合会商，是定期举行的。一般是一年一次，有时一年两次。一般由东欧各国的中央联络部副部长率团出席。会谈中，各党共通使用的语言是俄语，我们也部分地翻译成德文。在当时，只有很少人知道这个会商机制和它产生的材料的存在。现在，它们都收藏在联邦档案馆统一社会党的档案中，是联邦档案馆专门设立的卷宗，包括从1967年到八十年代初的大约二十年形成的档案。直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这个会商机制才停止了。在这些会商里，我们讨论研究了中国的国内政治、外交、军事等情况。比如中国同美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就是一个主要的分析研究题目。博士说，这些会商当然都是以苏联为主导的。但每次会议后，我们参加人会写报告给党中央。
博士告诉我，他1976年到北京，在民主德国驻中国大使馆任参赞。这是他到驻华使馆的第二个任期。博士说，当时统一社会党对中国国内的新发展非常关注。我们一些专家提出了有关中国形势发展的新看法，总书记昂纳克听后很感兴趣。昂纳克对中国同西方尤其同美国的接近，是很不满意的。他认为，中国这样做是危险的。但从1981年开始，他改变了看法。正是从那时开始，两国的大使馆谋求同对方同行进行接触，讨论一些问题，讨论是否有改变关系的可能性。当时，我的一个在党中央工作的同事到了中国。他花了五个星期进行考察，回来写了一个报告给党中央，认为中国正在发生许多新的变化。大约同时，你们中联部的一位同志也来民主德国和其他东欧国家访问。就这样，一步步地我们双方提高了接触的级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