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笔者研读的所有关于八九事件的材料以及同原德共党的领导干部的谈话中，几乎都涉及到克伦茨总书记所说的这个“整体与个体”的关系，以及这个关系最终所导致的民主德国的失败。社会主义在整个苏联东欧阵营的动摇，使单个的作为华沙条约和经互会成员国的东欧各国再难维持社会主义的统治地位。尽管，民主德国在社会主义阵营里拥有最高的GDP，它也曾被赫鲁晓夫喻为社会主义的“橱窗”，但从地缘政治上观察，民主德国却正好处在东西方对抗的最前沿。如果我们在欧洲版图上划出两条垂直相交的线，一条从东部的莫斯科到西部的巴黎；一条从北面的斯德格尔摩到南面的罗马，其交叉点刚好位于作为柏林和德国象征的勃兰登堡门附近。而举世闻名的柏林墙，也正是以勃兰登堡门作为分界点的。这显然不是纯地理的巧合。自1946年冷战对峙开始，东方的社会主义阵营和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激烈对抗，而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就是这个对抗的战场。从1948年的柏林封锁到1961年建立柏林墙；从七十年代SS-20导弹、潘兴导弹的部署到八十年代的星球大战计划，几乎都同两个德国密切相关。而作为社会主义阵营前沿的民主德国，为整体的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斗争付出了巨大代价。如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动摇了，苏联希望把民主德国统一在一个德国里面去，以换取西方对苏联“公开性”的援助、对“改革”的贷款，那民主德国还能坚持下去吗？这情形正像那句老台词所说：生或死，是个问题。
克伦茨总书记讲到的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是历史遗产。他说：如果按照马克思的想法，社会主义应该在生产力最发达的国家里实现。可是，社会主义革命先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里实现了。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在经济上胜利的机会也就比较小。我们没有办法实现比资本主义还要高的社会生产率。列宁说过，新社会的胜利要求提高社会生产率。列宁的意思其实是，如果你们不能实现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那你们只能失败。
克伦茨总书记说，这样一来，在新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在实行民主政治方面也就碰到许多问题。在帝国主义反对苏联、在纳粹德国和冷战中帝国主义对苏联的进攻中，要实现完全的民主政治也很困难。在这种背景下，使我们不能这样提出问题，即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对于民主可以做些什么？这样的问题没有被提出来。
把落后国家实现革命胜利同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行问题联系起来，是笔者原本没有想到的一个角度。当然，在1980年前后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时，中共党内的一些远见卓识之士包括邓小平本人，也提出过要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反对封建主义的问题。看来，这个问题的提出，并非东、西方共产党人的思想巧合。它应被看作是在落后国家干起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共产党人们，对历史经验共同而深刻的总结。
克伦茨总书记继续阐述这个道理说：今天他们说，社会主义和民主是矛盾的。的确，我们不实行资产阶级议会式民主。我们也不愿意承认一个资产阶级的反对派。所以，我们也不要成为联邦德国那样的所谓法制国家。但是，我们在我们企业内部发扬了民主。我至今认为，我们民主德国时期企业内部的民主，要比联邦德国企业里的民主程度高得多。但应该承认，不管怎么样，我们的民主选举还是可以搞得更好一些。比如在选举中多确立几个候选人，这是可以办到的。那样会好一些。我们本来也可以把我们议会的工作开放得好一点。各项法律在通过之前，要在人民中进行讨论。我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发展民主是个很重要的事情。民主应该首先是从人民开始，在人民中发挥作用。
克伦茨总书记肯定地指出，我们原来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办法。但我们国家里集中比较发达，民主发展不够。我认为，民主集中制这个原则是对的。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包括两个重要方面，一个是意见可以自由提出，特别是反对意见也可以充分讨论。但经过争论，作出了决定，那就要自上而下地加以实现。但我现在有一个看法，民主和集中应该是统一的。如果它们不能统一，那一个马列主义的政党是不能成功的。
克伦茨总书记接着强调，党的领导不应该是总书记说了算，他的话不应该就是最后的决定或不能改变的权威。我当过总书记。我认为总书记和别的党员或领导层成员应该是平等的。应该造成这样的环境，就是在党里面可以真正地讨论党的战略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