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原子弹正式起步研制是1959年下半年，这个时期正是我国经济困难时期，这种困难集中反映在一个方面是粮食、副食品的严重短缺。核武器研究院的广大科技人员，同样也是度过了忍饥挨饿，身体浮肿的艰苦岁月。远在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基地，几十万大军在那里从事科研工作和基建工程，那里孤山冷月下的戈壁荒滩的客观条件本身就很艰苦。在3年国家经济最困难的时候，曾出现过断炊的现象。罗布泊本来植物就很稀少，可以吃的榆树叶子，沙枣树籽，甚至骆驼草，几乎都被拿来充饥了。
当时聂荣臻元帅在“征集”粮食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以革命的名义向大家募捐，请求你们立即搞一点粮食和副食支援我们的试验基地吧，我们的科技人员太苦了，他们能不能活下来，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今天生活富足的人们，可曾想到过，正是这些民族“脊梁”们在如此困难下搞出的“两弹一星”，为我们筑起了“核藩篱”，才有我们后来的和平年代。
四、“两弹一星”元勋
（一）“娃娃博士”邓稼先
1950年，年仅26岁的邓稼先就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被人们称为“娃娃博士”。获取学位后的第9天，他便毅然登轮回国，进入钱三强主持的中科院近代物理所担任研究员，与于敏等人一道开创性地开展了对原子核理论的研究。1958年10月，他和一大批科学家被调去研究原子弹。到了北京郊区一片阳光普照的高粱地后，隐姓埋名，突然从中国的大地上“消失”了。邓稼先在大漠深处长年风餐露宿，艰辛地度过了整整10年的单身汉生活。工作中，他总是不顾个人安危。从第一次核试验起，他就形成了亲临第一线的工作模式。1979年，在一次航弹试验时，因降落伞破裂，原子弹从高空坠落地上。为了避免毁灭性的后果，他竟冒着生命危险一个人抢上前去，抱起摔破的原子弹碎片仔细检验，由此受到致命的核辐射伤害。尽管如此，他仍然继续带病工作，直到1985年才因癌症而被强行安排住院治疗。1986年，国内公开报道了“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名字，当年大漠上腾起蘑菇云的谜底终于揭开。当人们以感激的心情来颂扬这位功臣时，他却平静地辞世而去。张爱萍将军在悼念他的词中颂到“君视名利如粪土，许身国威壮河山，功勋泽人间。”
（二）“居里实验室里的中国高材生”钱三强
1937年，在卢沟桥的炮声响起之际，钱三强以报国之志赴欧洲，进入巴黎大学居里试验室做研究生，导师是居里的女儿、诺贝尔奖获得者伊莱娜·居里及其丈夫约里奥·居里。1946年，他与夫人何泽慧在研究铀核三裂变中取得了突破性成果，被导师约里奥向世界科学界推荐。不少西方国家的报纸刊物刊登了此事，并称赞“中国的居里夫妇发现了原子核新分裂法”。同年，法国科学院还向钱三强颁发了物理学奖。1948年夏天，钱三强怀着迎接解放的心情，回到战乱中的祖国。北平和平解放后不久，中共中央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拨出5万美元，要他帮助订购有关原子能方面的仪器和资料。从新中国建立起，钱三强便全身心地投入了原子能事业的开创。1955年，中央决定发展本国核力量后，他又成为规划的制定人。1958年，他参加了苏联援助的原子反应堆的建设，并汇聚了一大批核科学家（包括他的夫人），他还将邓稼先等优秀人才推荐到研制核武器的队伍中。1960年，在赫鲁晓夫背信弃义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后，中央决定完全靠自力更生发展原子弹后，已兼任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担任了技术上的总负责人、总设计师。他像当年居里夫妇培养自己那样，倾注全部心血培养新一代学科带头人，使在“两弹一星”的攻坚战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核专家，并在这一领域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发展速度。钱三强不仅对极为复杂的各个科技领域和人才使用协调有方，而且他领导的原子能研究所堪称“满门忠烈”的科技大本营。晚年的钱三强身体日衰，仍担任了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等职务，一直关心中国核事业的发展。
